|
|
|
 |
追求 |
 |
时间：2009-7-16 12:06:29 来源：不详
|
|
|
我生于山东平原县，四岁以后，随父母在鲁南一带生活读书。九岁以后，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听说现在改称实验小学)。当时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我读《四书》是在上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一位老师。
1928年上初中，1931年上高中，中学时期有几位国文(现在称语文)老师，任今才(幹忱)、刘伯敭、张希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几位先生的著作，也读过他们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文章。
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旧社会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大学三年级，暑假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大南迁。文学院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
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解放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定期(每两周一次)举行讨论会。经常参加的，北京大学有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朱光潜、胡世华、齐良骥、任继愈等人；清华大学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邓以蜇、王宪钧等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的艾思奇、胡绳、侯外庐、何思敬等同志常来参加，徐特立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会人数不多，自由参加，不拘形式，每次都有一人作中心发言，其他人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自由发言。金岳霖同志讲过形式逻辑，胡世华同志讲过数理逻辑，郑昕同志讲过康德，贺麟同志讲过黑格尔。发言多的是艾思奇、胡绳、何思敬几位同志。通过这样的学习、交流，获益很多。
当时我们的学习，基本上是用从延安带来的办法。那时还没有提出过“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口号，但大家实际上做到了“三不”。记得艾思奇同志曾主张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但与会的逻辑学教师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争执了很久，讨论了若干次。最后艾思奇同志放弃了他的意见，也认为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光讨论不行，更重要的是必须系统地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这些书是被禁止的，不得公开发行。解放后，学习条件变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也能够读到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那时全集还没有译出来，但也可以读到一些外文本(如英、德、俄文本)。
除了书本的学习，还参加了社会活动，群众工作。经常在京郊参加一些农村的社会活动，还到全国各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上述北大、清华的教师们除年老体弱者外，差不多都参加过这类社会实践活动。我自己深切感到，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虚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