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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辞世引发文化焦虑?我们陷入没有大师的时代 (2)

时间:2009-7-18 14:48:31  来源:不详

 

《风风雨雨一百年》季羡林 著 华艺出版社 2008年 该书独家图文记录季羡林百年人生:从私塾孩童到病榻老人的独家图文全记录。此书名为温家宝总理看望季老时对季老非凡一生的感慨,季羡林先生亲笔书写书名。自选集从2008年5月开始陆续出版,前后历时近一年。

 

 

《季羡林全集》柴剑虹主编 2009年7月 一共准备出版30卷,两年前由季羡林的学生、现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提议整理出版,中国书局、外研社、三联书店等众多著名编辑和学者都参与编辑工作。


    父子恩仇

    晚年释然

    晚年的季老住进301医院,竟然与自己的独生子季承13年未见过面,该消息因为字画风波而为媒体广泛报道,坊间由此产生了无数猜疑。有媒体曾报道说是北大阻隔他们两人见面。季老过世后,季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跟父亲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说起“13年父子不曾相见”的事,季承称,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界的参与阻挠等原因。

    季老过世后,记者连线采访到了季承,他讲述了与父子和好如初之后的短暂幸福时光。季承介绍,近来季羡林先生高度关注民间办学,他授权一家著名的民办大学筹备了“大国学研究院”,并且建议民办大学也要办人文通识教育中心。原本决定在8月份揭牌,正式成立。

    季承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来,由于有他一直照顾陪伴父亲,老人家的心情非常愉快,胃口很好。98岁的季老仍然酷爱吃胡萝卜羊肉饺子;精神也很好,还经常给一些朋友题字,笔锋劲道。季承说,“前不久父亲接受王小丫的采访,还思路极其晰、逻辑极其严密地对着镜头,连续说了半个多小时。他自己多次说,这半年来,他非常愉快。”    

    季承表示,“我每天都去看望父亲,他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脸上笑呵呵的。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状况还不错,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当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我很快赶到了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医生没有抢救过来。”季承还告诉记者,自己的姐姐已经过世,因此,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自己唯一一个亲人。

    著名学者朱大可:

    媒体给季老戴帽子

    折射了社会的困惑

    连日来,祭奠季老的活动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著名学者朱大可教授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既然季老先生已经智地为自己摘帽,我们应当尊重他自己的判断。季先生在其学术领域是一个优秀的专家,但他的公共发言却良莠不齐。尽管他的贡献被世人放大,但这不妨碍我们保持对其学术成就的尊重。”

    就季老晚年的争议话题,朱大可说,“媒体现在还在给他戴帽子,折射了社会的集体困惑。在文化衰落的时代,每一个文化老人的逝去,都会引发这种阵发性焦虑和恐慌。关于季羡林是否‘大师’的争议,与其说是在为季先生下定义,不如说是试图更精准地描述中国文化的凋敝现状。”

    朱大可认为,“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对话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

    我们陷入了一个

    没有大师的时代

    广州日报:最近季羡林先生去世引起众多人的缅怀和哀悼,很多媒体都说他是国学大师,也有评论认为他是一个被媒体放大了的公共知识分子,你怎么看?

    钱文忠:前几年,恩师就发表过文章,辞去主要是媒体加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这引起过极大的反响。恩师一直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所谓“大国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国学”,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概念,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高涨的大背景下,也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国学”;二、“大国学”应该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思想、学术、文化财富;三、“大国学”还应该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并最终中国化了的文化成果。

    缅怀季老的浪潮出乎意料

    广州日报:人们如潮水般地缅怀季羡林,是否体现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商业冲断?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钱文忠:“泛五四”一代人中的优秀人物,以恩师和任继愈先生的离去为表征,已经凋零殆尽了。一个如此精彩纷呈而又如此令人唏嘘的时代,宣告结束了。这让我们无奈而哀伤。

    实在地说,恩师去世所引发的关注度之强、所波及的影响面之广,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媒体的反应如此迅速强烈,向公众开放的灵堂迎来了那么多与恩师素未谋面的人……恩师是一位学者,他的去世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公众事件,我曾经说,那是在中国当代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当代社会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地震。这个现象的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我不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被泛商业冲断,但是,商业确实在猛烈冲击、侵蚀着我们残存无多的传统文化,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事情。我们有担忧,说明我们还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像恩师那样,努力去做些什么。

    我们确实陷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实际上恩师是离我们相当遥远的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大师”,并不是,起码主要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大师”。只不过,我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将恩师拉到我们的时代罢了。这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高考数学仅4分不影响其成材

    广州日报:季羡林在高考的时候数学才考4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今后成为大师,而今我们的教育体制如果数学考4分根本没升学,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钱文忠: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对偏才的宽容、认定、爱护、培养,要为偏才预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季老的人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但是,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殊模式?谁来掌控这样的特殊模式?或者是否需要这样的“模式”本身?不是吵吵嚷嚷就可以解决的。假如我们需要这样专门为偏才预留的模式,那么,它的前提就是不能违背社会所必需的公平原则,不能无视公众内心认可和接受的公平底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困难的。偏才最需要的是公众普遍认可的没有私心、以学术教育为公器的公正权威。请问,我们今天有吗?

    记者手记

    怀念最后一次采访季老

    2007年8月5日,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季老。为了庆贺季羡林96岁生日,由季羡林的学生、著名学者、散文家卞毓方创作的《季羡林传——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于正式出版。在该书出版当日,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赶赴北京,专访了本书的作者卞毓方。在卞毓方先生的带领下,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303房间见到了季老,并为他拍了一张有一个大寿字为背景的照片,由于媒体很难有机会进入到病房采访并为季老拍照,此后该照片迅速被各大媒体引用和转载。

    当时已经96岁高龄的季老精神矍铄,只是不能站立,但意识非常清晰。季老很高兴地接受了本报记者拍照的要求,并责怪卞毓方先生不把新书带给他。他朗声笑道:“你们看我的照片还能上报纸吗?我觉得我的精神还不错,哈哈!”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

    季老不愧为当代最后的一个大师,他的离去令每个读书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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