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学阶段，文本以经典为主，但也不能忽视思想史和第二手研究的文本。如果没有思想史的概括，经典阅读只是停留在私人感悟之中，而不能进入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史文本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把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的文本与经典相互参照阅读，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掌握千百年中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遵守今人的学术规范。遵守学术规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而是长期学术训练养成的职业习惯。敬畏学术的品格和风气只能在长期阅读钻研经典、尊重他人文本、慎重写作自己文本的学术生涯中形成。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书呆子”、“象牙塔”其实是文本学习初级阶段的基本素养；如果说这是某种弱点的话，那也只能在后来的阶段超越之，而不能从一开始就嘲笑之，抛弃之。实际上，我们现阶段的问题不是“书呆子”多了，而是“书呆子”太少；不是要走出“象牙塔”，而要在更纯粹的“象牙塔”中接受更严格的训练。

　　入门阶段是钻研经典文本的专业化、细致化，必须有语文学的专业知识。不掌握经典著作的古典语言，就谈不上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古典学的通则，而且也是经学的惯例。在古代，没有训诂、考据、音韵等小学功夫的人没有资格研究经学，这是应该继承的治学方法。但现在的学术风气则是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中国经典，按照现代西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理解西方经典，不解文义，泛泛而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读书笔记式的译介、普及读物式的讲解，低水平的重复甚多，深入细微的洞见太少。研读经典不能满足于理解“精神实质”，见微知著、“微言大义”更值得提倡。深入的诀窍在细节，经典的细节在文字，语文学研究要在文字的细节中揭示出经典的意义。固然，没有被古典文字一劳永逸决定的经典意义，古典语文学受现代语境的制约，但这一切并不影响语文学研究总能在经典中读出常变常新的意义。现代解释学认可“误读”，但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提倡误读；要区别有价值的、能够融入学术传统的误读与自说自话、昙花一现的误读，区别两者的标准在于有无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标准又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没有古汉语、古文字功底不能从事中国古代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德文就不能进行德文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法文就不能进行法文文本的专业研究，如此等等。如果不设置语文学这个专业门槛，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水准就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钻进去”，那么批判阶段就是“跳出来”，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经典、文本。尊重经典不等于迷信经典。穷经皓首，对经典内容滚瓜烂熟，但却没有自己的不同想法，这是对经典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文本的本本主义态度。《圣经》曾是神圣不可批判的经典，但西方近200年来圣经研究的主流是圣经批评，即使虔诚的神学家和神父、牧师，在学术界也用批评的方法解释圣经。其他经典也无不接受批判，第二手研究文本更不待言。学术批评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阵营中表明立场，而是前两阶段研读的继续发展。批评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以思想史文本的概括为起点，以第二手研究文本为问题，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才能以批评和争论为动力，推进学术进步。否则，批评和争论不断回到“卫道”和“叛道”的原点。现在人们常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进步的印象，究其原因，与学术界中的批评和争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有关。

　　冯友兰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现在又有“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分。其实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相通。如果说第一二阶段是经典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经典“接着讲”的过渡，第四阶段则是接着经典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创造。历史上的新理论，无不是站在经典文本的肩膀之上。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和同时代的文本极为熟悉，引经据典，批判总结，才写出传世经典。以后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启蒙时代号称批判时代，但哲学的创造更离不开经典和同时代的文本。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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