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渊源及宗旨上看,后起的诸子之学与《管子》有很大的区别。学术界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及救弊说两种主要观点。诸子出于王官说出自《汉书·艺文志》,救弊说则出自《淮南子·要略》。现代学者吕思勉综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既渊源于“王官”,又是“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所造成的。这是包括“六家”或“十家九流”在内的大多数诸子之学产生的缘由。然而《管子》最早的部分产生于私学──诸子之学兴起之前,即“学在官府”的时代,当时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学说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的因素。这一部分《管子》产生的缘由则纯粹为了救世之弊,即通过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等措施来匡正周王室之弊。“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即是《管子》最早一部分内容产生时间的最好概括。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管子》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一特点被后来推崇管仲功业及思想的、以齐国土著学者为主的稷下学士所继承。《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就是《管子》所载的管仲的政治主张对当时及后来治世作用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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