妍婉丽，意趣玲珑，当时为人所欣赏。摺叠扇从日本传至高丽时，高丽人又有不少新的创造。11世纪至12世纪中叶，宋、辽、金与高丽的往来都很密切，尽管政权之间时而敌对，但“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故此，宋、辽、金对于摺叠扇的仿制，范本就是高丽。而北宋奉使高丽的官员出行归来，多会以高丽摺叠扇作为礼物分赠亲朋，乃有一时唱和之盛。于是，“持赠小君聊一笑”，“乞予谁家小桃红”，黄庭坚等人的香艳诗句清脆可闻。然而，四百年过去，到了明朝，“自天顺辛巳迄成化戊子，凡遇端午，辄赐牙骨聚扇，上有御制《清暑歌》、《解愠歌》及诸家绘画”。本来，端午节这天，皇帝赐百官团扇是自唐已有的风俗，这时候已改为赐聚骨扇亦即摺叠扇，而在扇面上作书寄情言志，俨然“为我所用”了。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吸收，摺叠扇已完全本土化。谁知道一把摺叠扇里藏着这么多历史，这些过往实事对眼下那些“传统文化至上”的爱好者，真是一服清凉散。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也透露着让人意外的消息。它使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前的中国，居室里的“休息”，一切都是以席坐为中心的，譬如，那时的“床”并非专属卧倒而眠的器具，它可以是作为尊位的坐具，可以是平居宴饮时的一般坐具，还可以是一种置物之案，它可以是饭桌，也可以是茶几。总之，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睡觉、吃饭、喝茶，大都可以名之曰床。打破这一个“席坐时代成熟的家具形制”的，又是来自西域的胡床，胡床能够使人“著靴垂脚坐”，将盘腿坐变为垂足坐，自然让生活变得方便。笼统的“床”自此逐渐完成了分化和定型，榻、案、椅、桌，各自具有明确的功用，终于完成中国家具史的嬗变。当然作者的描述要有趣得多，其中充满了条理分明的考证和扎实丰富的学识。
如果上面所说充满着中外文明交汇的“逸闻”，而真正本土的，倒是我们的源远流长的风俗。“五月故事寻微”就可略见中国古人风姿绰约的民俗生活。“五月里的故事，自以端午最热闹”，但是古时的人们，在这个五月里不仅是吃吃粽子这样聊胜于无的简单乏味。赛龙舟、裹角黍、饮雄黄酒，在今日的中国可能绝无仅有了。如“制蒲剑蓬鞭悬于床户以却鬼，做雄黄荷包系襟带间以辟邪，系臂以长命缕，堂中挂钟馗画，门贴五毒符，佩戴各式样的佩符，悬艾人于门户”则已完全绝迹。
难以想象的是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月份，居然被古人叫作恶月，会充满如许之多的禁忌。但是人世间是多么奇妙，镇恶的努力却带来生活的欢乐。在整个五月，古代的中国人与其说被鬼邪所困惑，不如说中国人创造出化忧为乐的端午风情和五彩缤纷的世间风景。从这一点，可以寻绎中国文化深层的“乐感”文化的底蕴。只是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恢复传统节日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节日已是如此空洞，极度缺乏赖以寄托表达的情感内容——“消费”把所有传统节日变成购物和娱乐的狂欢。念及于此，不由对古人吸引外来文明的能力胸怀，对他们孕育文化的智慧报以敬意。而文化和文明的创造，才是一个民族真的持久的生命。
《终朝采蓝》的作者用相知的深情和诗意的笔触说着一些过去的小事情，携手读者沿着释读“名物”的路径与古人的日常生活不期而遇，那些中国古代世界里“错错落落的精致”在深美的阅读中呼之欲出，并使有心人蓦然读出其中历史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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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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