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的张管家转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说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儿子七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紧接着写于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他已托张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问是否已经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来速度突然慢下来了，好长时间庄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来一下子收到三封，这三封新分别写于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速度再次变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忧心忡忡地问，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后再也没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写信时，诉说他的四个同乡都收到了家书，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个进京的朋友捎来的，写于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时候才到达北京）。
这位张管家看起来像是吴忠赓家的商务经理人，他的工作包括替主人（及主人的同乡）收发信件。很可能信是张管家委托旅行的商人捎走的，尽管这一点在庄氏的心中并未明确说到。庄元臣表示，除了张管家之外，他还依赖过别的送信途径，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委托他的同窗的仆人捎回家去。与送信者的个人关系是使庄到北京，给三到五钱银子较为妥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他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把信交给不认识的人捎带。遗憾的是，庄氏没有接着说到第怎么样的人算是不认识的人：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人？旅行的商人？官府信差？还是商业性信使？
更有名的徐光启（1562-1633）在庄元臣之后不久寓居北京。他给上海家中儿子写的信向我们揭示了有关明代通信业发展的更进一步时细节材料。上面的庄元臣是根据每封信的日期来掌握信的收发情况的；与他不同，徐光启和儿子将每封信都按年编了号，以便随时了解哪封信收到了、哪封信没收到。他在1607年春天的一封家书中说：“二十三号也到了，去年只二十七号未到。”1615年（或者可能是1616年）夏他写道：“旧年书并今年四号以前书都到京矣，但三月以后更无得。”1616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信中说：“傅官人家人回，寄去十九号书必到矣。”关于受托送信的人，他只提到过朋友的仆人。由于不是像庄元臣那样有某人的管家热忱相助，而是要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正好要去南方代为携带，所以徐光启的信看起来不如庄元臣的有规律，也不够准时。关于此，徐光启在1616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告诉儿子，“时时觅便信寄书来，至嘱至嘱”。
在信中，许氏还经常提到捎物品而不仅仅是寄信。他靠儿子从上海的农庄寄粮食和其他物品生活，曾在1606年秋嘱咐儿子“明春还要在布船上寄些米粮杂物来”。1617年春，他又追问“家中水路寄来是何物？寄与谁人？”他怀疑船运是否安全，接着写道：“如何全不写来？至可叹也。”尽管如此，通过船运从上海寄粮食到北京来维持一家人在京城的生活是足够可靠的；而且比在北京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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