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宋朝兴起的以复兴先秦儒学为宗旨来实现思想创新的学术思潮。但是，理学家的思想创新主要并不是独立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从事经典的注释。这种通过注经来创建思想体系的方式，必然面临忠于经典文本与实现思想创新的紧张关系。故而，言意之辨便成了重要方法。

　　言意之辨本是指语言符号与思想意义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它是指作者（圣人）能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是指读者能否通过语言符号以理解作者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易传》作者在论述言、象、意的关系时，便一方面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强调圣人之言意不能一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肯定圣人可以借助言、象表达己意。《易传》关于言、意问题的说法，正好为理学经典诠释的历史性、时代性双重定向提供方法论依据。强调言、意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性，有利于面向经典文本的历史性；而强调言、意之间的矛盾性，则有利于经典诠释中根据现实要求而进行思想创新。

　　理学思潮本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理学家热衷于对经典的注解和阐释，故而强调言与意的统一性。他们普遍接受了《易传》由言以及象、由象以及意的思想方法。程颐著《易传》时认为，圣人是通过“辞”来表达其“意”的，后来的学者均只能“由辞而得意”，并强调“未有不达于辞而能通其意者”。

　　朱熹继承了程颐由言得意、言能尽意的学术原则，强调“言”是求“圣人之意”的必经手段与方法。他说：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经典体系的“先达之言”是求“圣人之意”的必要手段，而“圣人之意”是对“天地之理”的体认，于是，要理解“圣人之意”及“天地之理”，便离不开对经典体系中“先达之言”的学习、理解。所以，朱熹强调对经典的学习必须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

　　朱熹是“言能尽意”的坚定维护者和忠实推行者，他本人不仅重视对经典的研读学习，而且在文字训诂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实现对“圣人之意”、“天地之理”的追求，他在经典文献、语言文字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在言意之辨的问题上，理学家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强调言、意之间的差异，言不尽意的方法恰恰又是他们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依据。理学的思想创新是在寻求“圣人之意”的名义下实现的。为了达到思想创新的目的，他们必须对经典文献及其历代学者阐述的“圣人之意”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他们又必须强调经典文本的“言”与圣人心中的“意”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于是，追求“言外之意”就成为理学所需要的注经原则和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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