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方面看，媒体以学者的学识为基础制作节目，或者以学者的观点向大众解释某个问题，是借权威说话来提升节目的分量和品位，这一层面离学者自身的学识和学问还是比较切近的，但在这层关系中，学者也并不能获得完全的表达和话语权。因为，媒体还有自身的选择，这种选择或许因为收视率、或许因为节目定位等，而学者只能削足适履。曾在百家讲坛讲《聊斋》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一书中对此有形象的描写，西方神话有张魔鬼的床，人被捉到床上，长了截短，短了拉长。百家讲坛对主讲人来说，也是张“魔鬼的床”。……上了“魔鬼的床”，主讲人被“截短拉长”，适应者，就很可能成“星”，不适应者，就只能回家坐冷板凳。而讲课的内容，也不是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这也许就是易中天们被批评为 “不够专业”，有“戏说嫌疑”的缘由。

　　从另一方面看，当一些学者果真借助大众传媒一夜成名，他们自己名利双收的时候，学者和媒体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因为媒体，这些学者成为了名人，成为了公众人物，他们就会像娱乐明星般被媒体反复炒作，因为他们的知名度，他们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媒体炒作的东西。于丹在伦敦撒泼耍牌了，易中天说主持人愚蠢了……所有这些早已与学术传播无关，这样的噱头后是媒体满足大众对名人生活关注的欲望，是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心态，这也是在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抛头露面的学者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名人的学者已经没有任何主动权，你发怒、发飙、不理睬甚至沉默，无论如何表现都会成为被媒体放大的焦点。易中天此次和媒体的翻脸只是这种关系已紧张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已。在以前的采访中，易中天曾多次流露出对媒体的不满，像有记者问，现在邀请你做讲座的地方很多，请问你如何平衡做学术与外出演讲时间？易中天回答：“这个不好说。人家邀请做讲座，不答应吧，你们会说我耍大牌；答应吧，你们又会报道说，我不甘寂寞。做人很难的。 ”从这些言谈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学者和媒体关系的这种转变。此次易中天和媒体的僵局中，媒体的提问其实还是一贯的作风，并无愚蠢之处，只是易教授的忍耐力到了极限而已。

媒体应如何对待学者，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尊重

　　在我国，学术传统是以学者甘于清静、坐得住冷板凳，潜心于学问而为美德的。在这样的传统下，学者们是处于高高的象牙塔中大众远远遥望仰慕的人物。而对于那些抛头露面于大众面前又获取了巨大名利的人则视为不务正业或者正业荒疏。我手边有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学术的一生》的书籍，书皮是任继愈先生的题字，书中收录了金景芳、钟敬文、顾廷龙、陆宗达、蔡尚思、周有光、钱仲联、张岱年、杨伯峻、季羡林、任继愈等44位学者撰写的回顾和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那些名字大都如此陌生，不是专业领域的人大都无从知晓，但翻看他们的文章却得知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家，他们在大众层面的默默无闻也许正是成就他们专业领域煌煌巨绩的一个原因。我们当然需要这样为学术默默耕耘一生的大学者，但我们是否同时也需要将学术学问传递到大众中的学者？

　　在大众传媒影响广泛的时代，利用大众传媒传播学术与学问无疑是一条好的路径，易中天们愿意放下传统观念走上荧屏向大众传播文化，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他们是付出了清静治学时间的代价和承受了来自学术圈的压力的，而更大的压力则是来自于媒体。就像易中天曾说过：“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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