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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排的话剧《鸟人》，无论放在初演时的16年前看，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一出雄心勃勃的戏。在荒诞的戏剧框架里，尽管依然可以明显看出老舍《茶馆》的影子，但它不再是叙述年代、勾勒人物，而是演绎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乃至有些许哲学意味的抽象了。
这便是《鸟人》前后两次演出最惹人眼目的地方吧？它触及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到底谁有病？这是一则既属于当代也属于现代的命题。
在《鸟人》里，从海外归来的“海龟”———心理医师丁保罗认定养鸟的鸟人们有病，而以三爷为首的鸟人们却认为他才有病，而且是不堪入目的窥淫病。于是，才有了最后粉墨登场的包龙图坐堂审问丁保罗的一场戏，以极具娱乐性的演出，成就了全剧的高潮。尽管有些漫画化，却极真实地描摹出了大众和知识分子、草根与精英、中国与西方、鸟人与海龟的心理矛盾纠结隔膜乃至对立。在戏的审判中，看似包龙图和三爷以致全体鸟人棒打并战胜了海龟丁保罗，但他们只是指出你丁保罗说我们有病，你也有病，并没有反驳出丁保罗指出他们有病是错误的。
这一点，让我想起朱光潜先生《谈修养》中的一篇文章。当时，罗素写了《中国问题》，批评我们民族性格的三个弱点：贪污、怯弱和残忍，亦即指出我们的病。朱先生是看了罗素的文章心里不舒服，想说“你们西方人究竟好得几多呢？”也就是我们鸟人反驳丁保罗的你不是也有病吗？和《鸟人》三爷没有否定出丁保罗指出鸟人有病是错的一样，朱先生的分析，到最后也并没有讳疾忌医说罗素指出我们的病是不对的。
谁有病，有什么病，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贯穿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民众的心灵，也贯穿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命运之中。《鸟人》再一次有胆有识重新提起，是值得称道的。只是，编导者对这一话题的认知与解读，似乎有些犹豫，并没有找到合适而准确的命门，便使得其戏剧逻辑有些模糊和游弋。
丁保罗淡出之后，久久没有观众敢于鼓掌，都以为剧还没有结束。也许，这正是编导者希望得到的效果。这时候，从后场到前场迤逦走进一列跳秧歌的大妈，锣鼓点突然无声的静寂，明显可以感受是导演精心的安排，却感到形式大于内容。我们可以说是把进一步的思考留给观众，也可以说这样的结尾勉为其难，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的思考与把握，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力不从心，或者说有点避重就轻，借花献佛给了跳秧歌的大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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