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有不少名言，多为肺腑之言。其中有一句，流传甚广，那就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由此观之，季老有关自己“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绝对是发自他的内心，并不是自谦之语。而且笔者以为，这句话不但是真话，而且还是一句没有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真话。那么，季老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那就是季老虽然晚年参与倡导国学，而且也说过激励国人赶超西方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样的豪语，但他本人，其实并无意将自己的治学，限定在所谓“国学”的范围以内。甚至，他对从事所谓“国学”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做这一推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对于从事与国学无关的研究，是季老自年轻时代就追求的理想。他虽然在少年时代，对于中国语文和文学创作，就产生了兴趣，但自大学时代开始，便专注研究“域外”的学问。他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到了德国留学，也自讨苦吃，全力避免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课题。甚至，他对那些在国外讲老子、庄子，而回到国内讲柏拉图、康德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鄙视。他在德国唯一做的一件与中国相关的事，就是在二战爆发以后，为了维持生活，在哥廷根大学教授中文语言课，以求继续从事对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多种文字的研究。

　　第二，季先生回国以后，在北大创建东语系，希求在研读、翻译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化中国的佛学研究，认识中印文化之间的历史纽带。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在佛教研究方面，另辟蹊径，开创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因为北大原来从事研究佛教的人士，如梁漱溟等人，大都不识梵文。而季先生的志业，与他老师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文化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号召重视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与当时和以后那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士的志向，有明显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历史之结果并有正面的意义，而一般的国学人士，则常常强调中国文化如何坚持本土立场，又如何成功地抵御或包容域外文化，以致未免汉文化沙文主义的痕迹。

　　第三，无可讳言，季老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但就实践层面而言，他的作品中研究性的东西甚少，主要是主编了的几部有关“国学”的著作，而且还基本上以文化比较的角度着眼的。他个人的工作，还是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写作，显现出他在中国语文上的高深造诣。毫无疑问，季老是当今中国散文写作的大家，其中有许多篇脍炙人口，想来一定会流传后世，但这与“国学大师”，似乎还不是同一回事。

　　因此，如果季老宣布他“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背后有什么未尽之言，我想就是他希望世人能在欣赏他那些美丽的散文的时候，不要把他简单视为一个中国语文的大师，而能看到他更是印度学、梵文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换言之，如果将季老仅仅赞为“国学大师”，不但会让他感到“折煞老身”，更容易让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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