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公众对知识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远高于政界或商界领袖，于是，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不可靠时，公众的失落可想而知。这种失落在一些事情发生后，轻易即可变为群情“激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诈捐门”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报赈灾款的余秋雨在这个夏天成了众矢之的。曾经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间坍塌，余秋雨为他的谎言付出了20万元换不回的代价。

　　易中天在质疑余秋雨时表示，“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

　　“全民骂杀余秋雨”的批判运动对于余秋雨个人而言也许有“用刑过猛”之嫌，但作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诚信考问却也在情理之中。人们的愤懑源自被愚弄之后的发泄，更源自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此以后，以这个名字为注脚的话语均需辨识，而在此之前，人们曾将这样的话语视作知识并对之深信不疑。当身负知识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谎时，令公众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举，而是将来，人们还能把探求真实的希望托付给谁？

　　“知识分子说谎是一件特别让人沮丧的事。这就好比从书中引用数据，当已经引用了成千上万个数据之后，你突然发现书中的一个数据是错的。这时你的感受就是知识分子说谎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一位知识分子对余秋雨事件如此评价。

　　有研究信用问题的专家指出，个人的失信行为往往会使其所在的组织、社区遭遇信用危机。如果社区成员的公共意识淡漠，那么一方面，个人的失信行为会相对无拘无束；另一方面，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也会频遭诚信质疑。

　　事实上，余秋雨的“诈捐事件”使知识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遭遇诚信追问，就连极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证明，以此洗清公众对自己的怀疑。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根据知名学者丁东的观点，对于知识精英失信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而是应该由此反思，导致这些现象的体制性、社会性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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