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季先生也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仍是个“反面教员”，并没有人敢涉足胡适这个“禁区”。但季先生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但季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该文发表。意外的是，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并从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应该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伟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国留学归国从教。据一些老教师回忆，当年由于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学，剑桥大学曾有意聘请他到校任教，但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来，学成报国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为这种朴素的观念，先生从未把爱国或报国作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只是默默地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找到季先生，问先生能否将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翻译出来。先生说自己久已不习这门语言，已经忘记了，恐怕无能为力。这位馆长无奈地说，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译了。季先生闻此立刻说，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来译。于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重习吐火罗语，将残卷一一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出于这种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国内开创的东方学研究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联系在一起，勉励后辈学人积极努力，在国际学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年的庆祝会上，季先生郑重提出，要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与治学态度，季先生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将来能够译成英文和对象国语言，从而在国际东方学界产生影响。先生深知东方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经常鼓励大家“弘扬东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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