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以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构建而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上世纪20年代初兴起了“古史辨”思潮，对旧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于是，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发掘工作共进行了15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恢复，殷墟发掘又得以继续进行，相继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甲骨文、青铜器、玉器以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址。这些确凿材料证明了此地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墟所在地。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研究，则又证明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从而将商朝的存在由传说史变成了信史。

　　据史籍记载，商朝之前还有一个夏朝。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郑州商城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寻找商朝之前史迹的序幕。1959年开始，对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研究。学者们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能是夏代最后的王——桀的都城斟寻所在地。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学术界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三者综合研究得出结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郑州商城为商汤始建之亳，偃师商城为商汤灭夏后监视夏遗民所建西亳。这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上世纪30年代，围绕周秦文化起源而进行的发掘工作就已展开。经过70多年的努力，迄今已发掘周原、丰镐、成周、周公采邑以及齐、鲁、滕、薛、虢、应、燕、晋、芮、邢、郑、蔡、秦、楚、徐、黄、钟离、吴、越等宗周和封国的都邑或墓葬遗迹，基本理清了各自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其社会结构、礼制、文化的面貌。

在确立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基础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历谱推定、文献梳理、考古与碳十四测定等课题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尽管这个年表还有不够精准之处，但它的提出毕竟标志着中国的上古史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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