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社会上各种反响特别大，您作为责任编辑听到的是批评多，还是肯定多？”记者问。

“开始的时候肯定多，很多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比如雷达、白烨他们，几乎没有人回避不写。”田珍颖还清楚地记得新书出版的空前盛况:“那天平凹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就去了，排的队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离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风雨来得也很迅猛。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说《废都》,当时针对《废都》的批评有些就超出文学的范围。《废都》出版时,大量的是正面评述,但后来风向突变,当时香港出版了一本《废都大评》,出版时压缩了一半篇目,好评文章被压缩了,批评文章占了主体。“一夜之间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动作家、颓废作家,帽子戴得特别大。”

田珍颖记得1993年北京的那个春天还没过完，书就被禁了，“时间非常短，社会舆论一夜之间就变了，我觉得平凹还没有放下他的兴奋，就受到当头一盆冷水。”

流言四起时，贾平凹曾突然“消失”，他后来对记者称自己当年好比是“休了一个产假”，此产假专为《废都》而休。1993年9月初，贾平凹“不辞而别”悄然隐身，一时有关贾平凹“失踪”的小道消息漫天飞。

编辑和贾平凹共同承受巨大挫折

贾平凹与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一次对话里,曾如此谈及《废都》对自己人生和写作的影响:“在我一生中,对人情世故了解得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其次就是关于《废都》的争论。

”

贾平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废都》带给他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给我带来的是，‘誉满天下，毁满天下’。《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

《废都》被禁后，出版社和贾平凹合同就没有再执行下去，“作者和编辑压力都很大，谁也不可能去坚持合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田珍颖说，当时的状况对于作者只是一种舆论压力，但对她和出版社的同事们有行政压力，谢大钧同志被调离，她受到行政处分，并因此而退休。但十六年来，田珍颖始终和贾平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平凹不太会发短信，两人就电话联系，“他经常不接别人的电话，但是只要是我的电话，平凹随时随地都接，这一点关系，是《废都》给予我们的，是永存的。”

青年周末:《废都》被禁的挫折，是您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挫折吧？

田珍颖:非常大的挫折，还有一些不便多说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贾平凹年长，阅历比较多的人，所以我比他承受的应该更多一些，有些经过的细节，我从来没跟贾平凹说过，他是从其他地方知道我受了处分，以及这中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