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许多人有一个感觉，提起文化，与其说是“万象”，不如说是“乱象”，快餐的、无厘头的、愤怒的、“小资”的，不一而足，特别是网络兴起之后。

　　梁晓声：这的确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国家文化事业逐步走向繁荣，一方面，我们局部的文化生态众生喧哗，泥沙俱下。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它在反映社会宽容度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一些病灶。

　　如果说，媒体是社会的B超，可及时诊断问题，政府的举措是手术刀，是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理。文化呢？则是民间行之有效的术后保健。这三方面应该是各司其职。但是随着整个社会进入转型期，矛盾错综复杂，一旦诊断和处理得不及时，文化就很容易按捺不住，跳出来，想给社会一剂猛药。但一味地像下猛药一样揭露和批判，它的社会效果不一定是正面的，有时候可能负效果更大。负效果一大，显然不被允许，更别说发挥社会保健作用了。所以，文化就很容易选择和商业结成同盟。最终，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仅剩下了娱乐，变着花样来娱乐，恶搞、炒作。

　　记者：这可否理解为，文化的现实担当功能在弱化？

　　梁晓声：可以这么说。以影视题材为例，这些年来，我们的现实题材还是很少，好的更少。一种受众最广的艺术样式，可能在有意地避开现实，这难道不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问题吗？多亏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唐宋元明清都拍过了，连东周、战国都要启动了，现在流行的是拍民国时期了。

　　而且，这些历史中人们的兴奋点也差不多是在权谋。君臣斗，臣臣斗，忠奸斗，忠与忠、奸与奸也都要斗一斗。连一部电视剧《潜伏》都让人联想到公司里、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

　　不客气地说，一些影视基本模式就是“那公司，那老板，那女人，再加上N个男人，还有那一大把钱”，为了钱，为了女人，为了位置，为了遗产，哪怕遗产只不过是几件小裤衩，大家都在斗。我承认现实生活可能是这样的，但不是说文艺要高于生活一点吗？怎么高呢？不就是在人格魅力上，要高于一点吗？我们塑造出来的人，总是要有一点人格魅力。

　　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天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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