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文章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一直想写点怀念汪先生的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对答，虽是歪解，却一时传为佳话。

　　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为何“孔雀东南飞”？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因为“西北有高楼”。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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