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地出土的文物。

考古钥匙：开启香港历史的秘密 


　　香港的历史有多久远？古代的香港居民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香港考古学者如何通过考古挖掘探寻香港历史奥秘？正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的专题展览用珍贵的出土文物和早期田野考古记录，如同两把钥匙，徐徐开启香港历史的大门，讲述香港考古工作的发展，重构史前先民的生活，带领人们探知香港历史无穷的秘密。


      香港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


　　沙洲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碗、圈足陶罐；港岛舂坎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环砥石；大屿山万角嘴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的有肩石环；还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戈斐侣在香港进行考古挖掘工作时所拍摄的照片和大量珍贵的历史记录资料……这些年代久远的物件静静地躺在文物探知馆展厅的玻璃柜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香港历史的足迹。


      1841年香港开埠以前，香港一直被西方视为蛮荒之地。关于香港古代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只有零星的记载。通过展览，我们了解到，大量考古资料和历史实物表明，香港和中国内陆各地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香港联合考古队在西贡黄地峒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器6000多件。经专家鉴定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场。断代为3.5万年至3.9万年。这是香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过去人们认为香港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这一发现改写了香港的史前史。 


　　远在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内地的先民陆续迁徙到这块土地上，从事渔猎采集等活动，创建原始家园，揭开了香港文明史的序幕。在香港岛的舂坎湾，南丫岛的深湾、大湾，大屿山的东湾、蟹地湾和新界屯门涌浪等古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就遗留着他们的足迹和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又新迁来了一批使用几何印纹陶的古越人，他们在各个港湾的沙堤和台地上建立氏族群落，使曾经静寂了一段时期的香港重新热闹起来。这个时期的居民点已经相当密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先生向记者介绍，香港拥有考古遗址200多处，遗址的面积也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遗物丰富。例如屯门浪涌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2米。他说，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出土器物的物料、制作方法和用途，可以了解先民的生活方式；从粘附在器物上的残余食物或在附近找到的动物残骸，可以知道先民的日常饮食习惯；此外，在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遗迹还可揭示先民的生活习惯。考古学家还可从遗址中抽取环境标本如土壤等进行分析从而了解古代的生活环境，通过对各种遗物和遗迹的综合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如在元朗后海湾畔的白泥遗址遗留着柱洞遗迹和一批墓葬，居住区内的一排排残炉灶，数万件用作烹饪的陶器碎片，大量的网坠、矢镞等捕鱼工具和损坏的斧、锛等石器……从这些资料看来，香港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是一个颇为兴旺的渔村渔港。有关的考古资料还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香港已经有人种植稻米。3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会制造青铜器，由于一些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并不产于香港而是应该来自内地，由此也可以证明，那时香港就已经与内地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香港的原始农业发展缓慢，史前文化一直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直到战国晚年还未最后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


　　1955年在九龙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的东汉砖室墓是香港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表明从汉代起香港地区就是当时的主要盐场之一，从此进入较大的发展期。从汉以后，香港的煮盐业历久不衰，唐宋尤其繁盛。在香港新界和离岛的大小港湾的沙滩上，都遗留着大量的隋唐以后与制盐业有关的蜃灰窑遗址，足以为证。


　　戈斐侣：香港考古界的先驱


　　说起香港的考古研究，不能不说到戈斐侣(英文名Walter Schofield)。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不少他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香港考古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考古笔记和考古发掘照片。这些资料有很多是他的家人于1974年从英国伦敦寄回香港的，当时的收件人是港英理民官詹姆士，也是一位香港历史专家，他因公事与戈斐侣有通讯往来。詹姆士收到之后就把这些资料“永久借给”香港考古学会作研究之用，一直存放在该学会。这些资料对香港考古，甚至香港历史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先生曾对戈斐侣进行过专门研究。据他介绍，戈斐侣生于1888年，死于1968年。他的父亲1905年在上海生活，因此他认为中国并不遥远，于是在1911年来到香港担任港英法院的工作，1938年退休返英。他到香港之后就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能阅读和书写中文。从1920年开始，他在香港各地考察地质，也去过东莞看出土文物。大约在1920年代末，他对考古发生了兴趣，开始在香港各地采集和发掘文物，并留有大量的工作笔记、发掘和文物照片和地层简图。但他毕竟没有经过系统的考古训练，只不过是一位有丰富地质学知识的业余爱好者。虽然如此，这一批资料始终都是香港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已经成为香港考古历史档案，也成为香港考古的重要文化遗产。


　　1932年，香港大湾进行挖沙工程，暴露大量陶片和青铜器，他亲自到大湾进行考察挖掘，并为芬戴礼神父找来经费进行发掘研究。1937年，他还和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特生教授合作发掘大屿山石壁的东湾遗址，东湾遗址的正式报告于1940年在新加坡出版。


　　据吴伟鸿介绍，香港的考古工作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香港从事考古工作的的人只有6位，他们是中国人袁复礼和陈公哲，英国和澳洲人韩义理、萧思雅、戈斐侣和芬戴礼。他们的职业分别是地质学家、公务员、编辑、神父还有医生。


　　香港的考古究竟从哪一年开始？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记录，就连戈斐侣的笔记里也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28年之前就已经有人研究香港考古了。1928年有两篇关于香港考古的文章在北平的《中国地质学会通讯》发表。这两篇文章都是研究香港出土的磨制石器，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香港考古学开始的年代。


　　1928年香港第一篇考古论文是袁复礼写的《香港新石器采集品观察》。袁复礼是地质学家，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1926年至1928年间他在香港各地采集石锛和斧，以长、宽、厚指数和刃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二篇是英国人韩义理写的《香港石器》。韩义理是一名医生，任职于港英当局，他对地质很有兴趣，并在四处考察时发现了很多史前文物。


　　也有研究称，1926年韩义理和萧思雅最早在香港作野外考古调查。萧思雅是澳洲人，在香港大学教授解剖学。根据戈斐侣的笔记，他们两人在香港各地发现有史前文物的地点共有129处。


　　这些香港史前考古的开拓者，对香港考古学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香港考古事业蓬勃发展


　　1950年以后，香港本地的有识之士对野外考古也开始重视起来。1955年，香港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一座东汉砖石墓。1956年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组成香港大学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陶器、铜器共58件，更引起香港文物考古界对考古调查发掘的兴趣。 


　　1958-1959年，香港大学考古队又对香港大屿山万角嘴青铜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1967年，香港大学考古队改组成立香港考古学会，汇集了香港对考古感兴趣的人士，组织考古野外调查、发掘、从事文物保护、编辑出版考古刊物。 


　　据吴伟鸿先介绍，香港考古学会成立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主要的考古工作都是由该学会主要负责完成。1968年，香港考古学会领导发掘了香港大屿山蟹地湾青铜时代遗址。1972年至1976年间，香港考古学会又发掘了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于1978年由秦维廉编辑出版。 


　　1976年，香港政府市政总署应港人要求设置了古物古迹办事处，并颁布《古物古迹条例》，对香港的文物古迹进行了普查。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德坤、林寿晋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立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不仅为香港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培养了香港新一代的考古学者邓聪等人。


　　1982-1985年间，英国学者蒲国杰(Peacock B. A. V.) 受香港政府委托，对香港全港进行考古调查。这是香港考古史上比较系统的一次考古调查。1986年，蒲国杰还发掘了香港屯门涌浪遗址。同年，完成《香港田野考古调查报告》的编写。


　　1987-1988年间，香港考古学会对香港大屿山石壁东湾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又与深圳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对大屿山石壁东湾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六朝、唐朝时期的文化序列。 


　　1989年底至1990年初，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会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发掘了香港新界屯门的龙鼓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吴伟鸿说，这是首次由香港政府的文物管理机构配合基建工程主持较大型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也标志着香港政府开始重视野外考古工作并积极支持，这是非常可喜的开端。


　　1997年香港回归后，考古学者在香港马湾岛东湾仔遗址发现了有大量人骨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和贝层。这次考古发现成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至2002年间，香港考古物古迹办事处与陕西省、河北省和广州市的考古研究所合作，组成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联合考古队，对香港西贡沙下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遗址进行抢救发掘，发现了史前墓葬和石器制作场。而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香港西贡黄地峒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更是联合考古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出土石器6000多件，经专家鉴定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场。这一重大发现改写了香港的史前史。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各界对于香港考古事业也十分重视支持。吴伟鸿说，1998年香港政府颁布《环境评估条例》后，不少工商机构也十分重视文化遗产评估工作，不少公司还专门聘请考古学家作为公司雇员。目前香港古迹和古建筑维修、野外考古发掘的费用大都来自于香港皇家赛马会、工商业机构和社会人士的赞助。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也正协助香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开展考古和文物普查工作，使香港文物保护工作走上正轨。


　　本报驻香港记者 徐柳媚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