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发掘和李济对安阳发掘的领导对下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的成果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世界为之震惊，牵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殷代王室的谱系是准确的，几乎没有任何差错。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李济所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这肯定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实性。

    受西方科学研究的影响，李济认为历史不止是写在史书上真伪难辨的死文字，而是要在天地自然间用科学的方法探寻他们的遗迹，专门研究历史学的人切近的任务是把纯历史性的若干主要迹象，由田间考古的途径，向远古追溯他们的根源，以此进行切实有据的人类学的研究，进而发现真实可靠的历史。他使用这些方法和观念组织了对安阳考古遗址的探寻，并用这些方法和观念训练学者，这些学者中包括后来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居于领导层的人物。他的整套研究方法，用张光直的话来说，直到现在还在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

    李济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侵犯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热心的国际主义者，渴望西方可能提供的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这是他毕生坚守的科学品德。在安阳发掘之前，李济收到当时来中国考古的美国学术团体FreerGalleryofArt的邀请，希望李济和他们一起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这个团体来中国的目的，是搜集中国的古代艺术品。李济在回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来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差不多隔了两个多月之后，李济才收到对方的回复，信中说:“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这个答复让李济很满意，于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切工作都以清华的名义开展；后来著名的安阳发掘也是以这一合作的方式进行的。1946年，李济还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使很多战时被日本侵略军掠夺的古代文物回归祖国。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李济也就长期滞留在海峡对岸。他在台湾大学主办考古人类学系，主持系务十余年，培养了多名享誉世界的学者。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当年胡适去世的时候，李济送的挽联是从西方借过来、打破陈规旧俗的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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