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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致良知，而言即物穷理，则是徒事知识，而失却头脑，谓之支离可也。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依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是良知之发用。……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此格物也。皆良知之发用也。总之，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夫何支离之有乎?(《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 669页)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在讨论朱子的即物穷理之学与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如何会通的问题，但其具体关怀则既不仅仅是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不仅仅是阳明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而是从传统的“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直接走向了“科学实验室”，走向了“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而所有这些认识，说到底又不过是“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而已。很明显，熊十力始终是一个儒者，并且也从来没有放弃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但他却能够通过主体精神的挺立，具体而又生动地将传统的道德理性扩充、推广于科学认知之间了。在当前民族性与时代性交错纷呈的背景下，熊十力的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如何坚持民族传统、如何在坚持民族传统基础上展开适应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化追求与科学认知精神，也就具有了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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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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