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四”，文言逐渐变成一个只在文学领域用的东西。“五四”前期严复、杜亚泉都说保留文言是因为文学上的作用，可二十年前，他们不讲文学，他们要讲论述，要表达思想。好像“五四”运动和甲午以后的文言维护者是不同的立场，过去是要用文言表达思想，到了“五四”已经没人这么讲，他们觉得这个斗争好像已经失败了。现在通常说保留文言是因为它的美，不是因为它能清晰地表达思想。可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不讲文学，他们讲思想的表达力，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留中国历史里的东西，新学里面如果没有中国的地方是会有问题的，完全西方化他们觉得是不行的。所以说文言的功能从1900年到1920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从思想领域退守到了文学领域。最早发扬文学观念的是王国维，他认为文学是无用之用，当时已经是1906年，他把文字和思想分开了。“五四”时期关于文白的辩论多半是在文学领域展开的，因为思想领域好像已经让给别人了。

　　当时中国还面临一种情境，就是教育普及问题很迫切。提倡白话的人说白话文比较容易教。他们的动机是不能怀疑的，他们有危机感，面对着发达、有工业化、教育普及的强大西方，他们由此联想到教育普及和语言之间的简单关系。早在 1900年前，马建忠说中国孩子不好表达是因为他们没有语法。文言文比较复杂，没有语法，难以教授和学习。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到了二十年代白话文变得那么欧化，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语言需要一个比较好教的语法，好教就好普及。

　　我看过王国维从日文译到中文的一些西洋哲学史著作，都是用文言翻的，而且概念也比较清楚。可见文言表达思想并没有问题。“五四”时期流行的很多逻辑都站不住脚，但是站不住脚的逻辑最后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胡志德：对，“五四”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奇怪的。你看《东方杂志》用的是比较浅显的文言，道理讲得很好，可很多人比如钱基博就怪他们没有再进一步，用更清楚的白话。钱基博自己的文章还是用文言写的，真是太奇怪了。我看《东方杂志》和陈独秀的辩论，觉得道理都在《东方杂志》那边，但最后结果却不是有道理的一方得到认可。我认识杜亚泉的外孙，他说他退休以后专门去上海图书馆查外公的言论，想搞清楚外公是不是一般人说的那么反动，结果看了杜亚泉的文章后，觉得没有什么啊，讲得很有道理啊。最后他再托许纪霖找到王元化先生，给杜亚泉正名，开始平反昭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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