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视野中，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代，他晚年一直在努力坚持五四精神，特别是198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他作为一位重要文化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接到学者朱正从长沙发来的短信，告知舒芜先生于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24日上午举行。当即决定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送他最后一程。

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

　　认识舒芜的文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文章还没有如今这般艰涩，有很多名家在上面写一些平易近人但思想深刻的文章。张中行的《月是异邦明》、资中筠的《爱国的坐标》、舒芜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对于正处大学时代的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真正和舒芜有直接联系，是2003年年初了。当时我正在复旦读博，对于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些私人的兴趣，我注意到舒芜发表过大量抨击男权主义、呼吁女性权利的文章。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男挑女”和“女挑男”》，指出女性同样也有追求男性的权利。他对白居易的“老流氓”批评、对《浮生六记》爱情观的批判、对《聊斋》作者男权思想的揭露，都是我这个自诩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从未想到过的。其时朱正正居北京，通过他的牵线，我和舒芜直接联系上了。

　　因为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质疑所谓的“国学热”，揭露历史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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