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宋体>1884-1968）是一位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思考形上问题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是由其对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双向审视而确立的：他力图把握时代脉搏，但又试图与喧嚣的世俗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赞赏西方的“格物之学”，但又极力防范价值的旁落与人文的沦丧；他崇尚传统的“尽心之学”，却又设法避免传统文化的腐朽与僵化；他虽然建立了一个自“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气息甚浓的哲学体系，但又对西方哲学给予中国哲学的影响乃至刺激作出了适当的反应。熊十力在《明心篇》中通过对“本习之辨”的伦理学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双重考量，创造性地提出的沟通“尽心之学”与“格物之学”的“智识合一”论，即是这一“反应”的理论结晶。

　　智识合一论既继承了儒家心性论传统，又借鉴了佛教唯识宗关于意识分析的理论以及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成就，从而将知识与智慧、认识与实践（伦理）勾连起来，重点解决精神生活的开展（“返心”）与对外物世界的追求和研究（“逐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得熊十力哲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在其“世界哲学”意识引领下进行的。

　　“世界哲学”意识并非要解构各民族的哲学，而是在立足于本民族哲学的根基之上“通达”他民族的哲学智慧，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世界观或价值观。

　　智识合一论从“道”的层面将现代科学精神引入中国的人生哲学——把知识融于生命之中，承认科学知识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对传统的“格物之学”（“日益之学”）和“尽心之学”（“日损之学”）的发微，构建了立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上，又吸纳现代西方科学精神和认识论成就的具有“世界哲学”意识的“新心学”。

　　“智”与“识”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课题之一，无论是朱陆的“道问学”、“尊德性”之辩，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乃至现代哲学家牟宗三的“良知坎陷”理论，都涉及到如何理解智慧与知识、伦理学与知识论的关系问题。传统哲学，特别是“心学”，在此问题上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反智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倾向。而熊十力在智识合一论中，一方面坚持在道德理性优先的前提下容纳科学与知识，另一方面则主张应严格区分“智”与“识”的界限，以及二者所适用的范围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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