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第一件事，郭老让大家到酒仙桥看电影，朝鲜的《卖花姑娘》，“补补课，了解点流行的文化”。

每天坐在办公室，傅永和的工作，就是看群众来信。

很多事情，很难想象，在一个似乎已经混乱的社会里，依旧有人惦记着文字改革这样对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

河南林县一个体育老师，认为当时的简化字不成系统，自创了一套简化字，寄给了文改会。一个煤矿工人，专门给《红旗》杂志写信，询问什么时候把文字改革推向更高潮。

郭沫若认真回了信，并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表示一定会再推出一批简化字。

废止和记忆

这之后，便是5年多的二简字的讨论和筛选。

文改会一楼的办公室里，每周三，都会有老先生们的讨论，话都不多，但字字珠玑。

1975年，111个经过反复讨论的简化字，提交给国务院。

当时，总理已在病中。国办负责联系总理的秘书长吴庆彤转述了总理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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