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说，国家建筑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语言，这一次，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不少却是因其站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语言的缘故。

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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