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司徒雷登校长为校事所困扰的事，也让俞泽箴铭记于心。2月26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晨至燕京大学，闻司徒校长病颇重，亦以校事不顺手所致耳。”表现出了他对司徒雷登校长的理解与关心。所谓“校事不顺手”，原因是多方面的。由燕京大学国文系惹出的事端，就是其中之一。从当年3月8日司徒雷登校长写给洪业（煨莲）的母校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教授艾力克·诺扶的信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年的一点真情实况。他说：“你对洪业很关心，我得让你知道这几个礼拜来有些煽动者以示威游行为威胁，要迫他下台。他为提高学校的水平而严厉执行校规，激怒很多学生。而且他自信甚高，有人便借故说他没有中国人应有的风度，是个美国化、机械化、专讲效率的霸主。洪业以前的教务长办事甚松懈随和，所以洪业不得不加倍严谨，……当前的导火线，是一些跟他合不来的旧式国文老师，挑拨对洪业不满的学生，再有外边人火上加油；此地的中文报纸屡次暗示燕京大学这数月来表面虽异常平静，不久就会有事爆发。”史学家洪业时任燕京大学男校文理科科长。他拟改革振兴燕京大学国文系，因为操之过急和方法欠妥，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惹了麻烦，弄得局面不好挽回，也难为了司徒雷登校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创办新型燕京大学的艰难。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对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各界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驳斥八国通牒。会后，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遭到府卫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请愿群众40余人，打伤15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那一天，燕京大学男、女两校的学生不仅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也死伤多人。那天上午，俞泽箴在燕京大学女校有课，只上了一节课之后，他就眼见学生们结队出校，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国民大会。午后二时许，他在京师图书馆中，听见南方响起了枪声，声若贯珠，为之懔然。询问路人，方得知国务院中正在围杀请愿学生。他立即打电话询问男、女两校的情况，然而，电话线路已经中断，无法接通。因为惦念燕京大学学生们的安危，他一夜“辗转不能成寐”。19日，刚好是星期五，他在燕京大学男校有课。他冒雪前往，方得知昨日的请愿，燕京大学有七名男生受伤，女生死、伤各一人，而这两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学生。殉难烈士魏士毅的遗体已于18日夜间由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长、美国人费宾闺臣夫人（Alice.B.Frame）亲往领回，停放在燕京大学女校的礼堂中。在此情况下，课是上不了了。于是，他购买了一束鲜花，至女校吊唁他的学生魏士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那一天，他一直留在燕京大学女校，等待参加午后四时举行的追悼会。中途，他感到身体不适，“胸中作恶，所食皆吐”，然而，他仍然坚持参加完追悼会，才回到京师图书馆休息。
1926年3月23和24日，俞泽箴照例“晨起至女校”、“至燕京大学”男校，均未上课。当时，民国大学校长提议于公园中公葬殉难诸烈士，并来函征询意见。为此，他代替司徒雷登校长拟了一纸复函，告之：“当以此函转告魏士毅女士家属，取其同意，再行奉复。至于此案倘能成立，当然赞同。即魏女士遗骸未能加入，凡有公葬、公祭典礼，本校得有通知，决当敬谨参予，以慰殉难诸烈士英魂”。
俞泽箴不是校长秘书，且司徒雷登校长本人的汉语水平也很高，说、写中文均无问题。司徒雷登之所以要请俞泽箴代拟复函，无非是出于信任。由于俞泽箴亲历亲闻了事件的全过程，所以，由他执笔写的回信措辞就十分得体。这封出自俞泽箴之手的回信，就代表了燕京大学校方对“三一八惨案”善后事宜做出的公开、明确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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