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清
    
    小鸟
    
    我曾经是林风眠的学生，我发现，市面上出的不少林风眠的传记，大多是抄袭而来的，连林风眠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去年“笔会”上曾刊出林风眠1989年在香港画的一幅《小鸟》，使人很容易记起他在1963年画的另一幅小鸟（标题为《立》）。这两幅画大同小异，不同的地方就在眼睛。原本1963年的小鸟是与“知识分子的春天”有关的。
    
    1962年的二月，全国科技会议在广州召开，聂荣臻强调不扣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于是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称我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才能摘掉这顶帽子？”到三月份周恩来亲自声称：知识分子一样在为人民服务，所以也是劳动人民。陈毅也作了“脱帽加冕”的讲话：知识分子脱出资产阶级帽子，加上无产阶级帽子。大家听了无不欢呼。这阵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如季羡林也动了真情，写了一篇《春满燕园》，引起一片欢声，甚至被各校选入教材。
    
    到了五月，冷静而深沉的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提醒大家说：“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创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去……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这打手就是姚文元和张春桥。
    
    林风眠在1963年画了这一只小鸟。在“反右”时，他已有被斗的经验，躲过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个“中右分子”。所以这只小鸟画得比较含蓄：全身涂黑，突出一个大大的眼白，在眼白中好像非常草率地抹了一笔不方不圆的黑眼珠，于是小鸟就表现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神情。关于花鸟画，林先生曾说：“画鸟就在于画鸟像人，画花像少女，其实画鸟只像鸟，那又何必画呢？拍照好了。”所以鸟的不安，正是人的不安，是当时对春风变成乌云的不安。有趣的是在这只全黑的小鸟的背景上，却画上了两片艳丽的秋叶，充满了阳光与温暖，充满了期待。一时间这只小鸟，成了出版物上最热门的林风眠代表作。
    
    可怕的是不安终于变成更大的灾难，“文革”一来，林先生被套上一顶不知从何而来的特务帽子，抓进监狱，一关四年多，逼供不讲，就那反铐也叫他终生难忘——双手铐在背后，吃饭时，只好像狗一样，用嘴去凑食盆。不容你想有半点人的尊严。
    
    一辈子不拉私人关系的他，这时也很后悔：没有在周恩来去世前，请他帮忙，让自己出国探亲去。（他与周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有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到上海时常会问问他的近况，有时还和他个别交谈，但林先生从不提个人要求。在周恩来去世时，林先生特地画了一张周最喜爱的马蹄莲，写上“敬献给周公风眠”。挂了几天，最后火化送上了天。）后来幸好得到老乡叶剑英的关怀，才去了香港。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画画，从此他又可自由地出以真情地画画了。
    
    母亲
    
    林先生的母亲姓阙，是个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妈妈。
    
    林先生在79岁写的“自述”中说她：“中等身材坚实耐劳的性格，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特别是她又长又黑的头发，他记得，自己五岁时“在她怀里发小孩脾气，抓弄她的长发，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梳洗头发……”
    
    1900年，林先生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穷困山区，家境贫寒。由于缺乏营养，先天不足，发育不全，出生时又小又丑，险遭抛弃，是他年轻的妈妈死命夺回了他。
    
    母亲来自山区，又是苗、瑶族的后代，生性天真朴实，却受到长辈的歧视与欺侮。后来她与外来的青年私奔了，又很快被捉了回来，按当地风俗，要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只有六岁的林先生奋不顾身，拼死来救母亲，被众人抱开。最后母亲被卖他乡，不知所终。后来林先生从巴黎回国，曾多次寻找母亲下落，都无结果。移居香港后，他请亲属在修缮祖坟时，由他的侄女在他父亲的墓碑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阙亚带。
    
    一个六岁的瘦小体弱的孩子，却要承受被夺去母爱的苦难，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白痴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位国民党官员刘建群（后来曾任台湾立法院长）久慕林先生大名，曾到重庆乡下拜访，看到他竟借住在一间简陋的仓库中，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林先生事后对人讲：“我既不是白痴，也不是得道之人。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正是那间破旧隔室，那张白木桌子，那些厨刀、枯枝、油瓶、洗衣板，让我真正变成人的。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这时的林先生，正是“四十而不惑”的年龄。
    
    林先生在26岁时受蔡元培邀请，由巴黎回国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29岁任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抗日战争后，北京、杭州两校合并，却很难合作，引起纠纷，林先生怕在倾轧中伤及青年学生，就辞职回了上海。谁知当时的汉奸政权派了褚民谊来拉拢他，吓得他连忙离别妻女，只身经海防、昆明，到了重庆，在政治部第三厅挂了个小职员的名额，靠低薪过日子。反思过去，他不愿再为名利所惑。在战争年代，画家们走着不同的道路，如徐悲鸿就以抗日爱国为主题，开画展、搞募捐，出入于文化界、侨界及政界，影响日甚，也自立了门派。他的好友刘汝醴曾劝他杜绝社交，集中精力搞创作，徐悲鸿反问道：“与世隔绝起来，新艺术运动的担子交给谁？”他又说：“如果我和那些阔人素无往来，我培养的青年，如何送出去？”这样看来，离群索居的林先生，就难免要被人看作白痴了。
    
    我是抗日战争时考入国立艺专的，那时校风很开放，重庆的社会名流都被请来演讲，如冯玉祥、宗白华、曹禺、丰子恺，还有徐悲鸿。国立艺专受林风眠影响很大，很早就流行印象派了，而徐悲鸿却把印象派大骂了一通，这正如他自己标榜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后来我进了林风眠教室（当时一位教授一个教室，学生可以自选），才看到他是一位毫无师道尊严的，经常笑嘻嘻的老师，与学生一起聊天，一起开玩笑，高兴时做个鬼脸，伸伸舌头，到老还是这样，一直像个天真的小孩，并以此为乐。
    
    他非常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而且非常爱护学生，很像一位慈祥的妈妈。你画不下去时，他会说：“画不出就不要画，出去玩玩。”他甚至会劝你说：“画不出就乱画嘛！”他要你放松，不要紧张，不要勉强，他也从不指示你应该怎么画，只是指着一幅画问你：“你看味道怎么样？”对你的画，他爱说：“我很喜欢这一部分。”他这是鼓励你、启发你自己去思考。
    
    林先生对学生一再强调：“美不分区域，不分派别，只有真和假。”画画要出以真心。他要求你“不骗人，不骗自己”。据说有人问胡适为何研究《红楼梦》，胡回答说：“好玩。”好玩就是出以真心，好玩、有趣，才能画得好画，只在命题的框框里是画不出好画来的。所以林先生的画大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标题的，他只用心去画，也让你用心去感受。
    
    胆子
    
    画家罗工柳说：“他为人胆子小，非常老实、仁慈。他带我们逃难时，一路上很苦，很困难，有时林先生都急哭了，那是对别人的爱呀，真像是一位老祖母；但他对艺术却是胆最大的，非常泼辣。”李可染在饮誉画坛后，曾经带着画请林老师赐教，一个一再婉辞，一个真诚请教，林不得已，只说了一句：“你胆子还不够大。”
    
    林先生从小瘦小软弱，天生胆小。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由于先天不足，他有点“鸡胸”，脚也比常人小，没人的时候他爱穿女式布鞋。他深居简出，住在上海南昌路时，一般人来他是不开门的。但对学生（包括那些年龄相差无几的“老学生”）和老朋友，他是来者不拒的，进了门就海阔天空，童言无忌，受到林先生的感染，大家都天真起来，返璞归真了。上世纪50年代，我有位搞音乐的好友李梦熊，一定要我帮他求见林先生，一见面很谈得来，林先生就请我们上楼，看他新近的作品，其中有幅孙悟空，那金黄的颜色好像从画中跳了出来，李梦熊脱口而出道：“我好像听到锣鼓声……不过有点不协调。”林先生就说：“现在不就是这样么？”林先生是不问政治的，只是在生活中有所感，就在画中表现出来了。当然，这样的画只供几个知音玩赏一下，拿出门去是要找麻烦的。这一类画，到林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大约早被胆小的林先生毁掉了吧。
    
    但在学生有困难时，他就像老祖母似的，不能再胆小了。居港后，他的义女冯叶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讲当年李可染受反动当局迫害，林校长就送给他六十大洋，帮他逃出困境。冯叶向林先生核实，他笑眯眯地说：“好像有这回事。我都忘了。”帮助学生逃离迫害的事的确不少，有的学生已被关进狱中，林先生不避艰险，面见警备司令，担保释放。他在“文革”中的那四年牢狱之灾，也是为援救学生引起的：一位姓邓的学生，是地下党员，在林先生掩护下从日本监狱中逃了出来，“文革”中他又被怀疑为日本特务，由于受过林校长的掩护，于是把他也牵连进去了。
    
    越是到了晚年，林先生越是希望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能由青年学生不断地发展下去。在林先生九十寿辰之前，北京、上海、杭州文艺界不少人曾通过华侨筹集了一笔资金，要搞一个林风眠艺术馆，却被林先生坚决谢绝了——他谢绝了一切开会、开画展、出画集的事。可是一百万资金已经捐来了，于是林先生诚恳建议：成立一个扶植青年美术的基金，而且以爱国华侨的父亲来命名。
    
    在名利前面，林先生一向是虚心退让的；而大胆泼辣都表现在了美术创作上。林先生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在晚上画画，一次百张上下，速度很快，再反复修改，有时把前一天的画全部撕掉，重新再画，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了又看，改了再改，那线条，有如闪电。林先生说：“线条是画的灵魂，我已画了几十年线条了，终于熟练了，也只有在这种速度下，技巧才能表现思想。”如1963年及1975年画的菖兰，那红颜色真是如火如荼，名副其实的大胆、泼辣。尤其是1975年的一幅，比十多年前的那幅更有活力，在艺术上他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林先生称自己作画是十月怀胎，其实有的画在肚子里酝酿何止十月、十年？比如他画的裸女，从1949年起就极少画了，画了也不给人知道，这也是为了怕惹麻烦。1977年到香港后，再没有框框了，创作激情冒出来了，他最先选择的题材中就有裸女，这是怀了几十年的胎呵，那流畅的线条与喜悦的心情，自由地飞快地显现在宣纸上。
    
    关于林先生的画风，有人说如清风明月，赤子童心；有人说如梨花细雨，飞电过隙……我都有同感，只还想加上一句：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