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重赏”；而“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其实也都是为了钱财；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也是为财利而奔忙。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有趣的是，司马迁还看到，人们逐利求富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完全为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除了看到人的求利本能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他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根据这些文献观察，发现了以下各点：一是人类有享乐的本能；二是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它将尽情发挥；三是这种本能，不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也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他的善因论，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所说的“善者因之”就是主张统治者在经济政策上要顺其自然。因而，他主张，“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的“与之争”经济政策，而对管仲“设轻重九府”以致齐国富强的措施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他又指出，管仲的思想显然不如太公望在齐国“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比较而言，司马迁对干预成分较少因而危害较小的儒家思想的评价高于法家；对这两家前期思想的评价又各自高于其后期思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贵义贱利的保守性和法家急功近利的激进性都超过了前人。在司马迁看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都不如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善因论，善因论其实是对道家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它的足欲观超越了老子的寡欲观，但保留了至治理想的内核。司马迁还从善因论的角度褒贬了西汉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而到了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日趋严重。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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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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