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快乐分享 


　　三家老小亲如一家


　　父辈用生命换来的友情、亲情浓得叫人难忘。有一次，父亲和贺龙伯伯、聂荣臻伯伯一起看战斗纪实片。电影刚结束，他们就忙叫秘书询问“发给部队的冬衣收到了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英雄不能穿破衣。”平时，这三位元帅的关系最好，三人经常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甚至连拐棍也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铁三角”。


　　1960年左右，我家和贺龙伯伯、聂荣臻伯伯等几家在广州聚会时，大伙提议办“人民公社”，今后都在一起吃“大锅饭”，妈妈被“推举”为“社长”，专管采购、烧菜等事项。1999年，“人民公社”的成员家庭搞了个大聚会，足足好几十口人，下一代也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我希望他们能懂得，世上有一种快乐叫分享。 


　　有一年，聂伯伯发现了一片芦苇荡(就是龙潭湖)，三位“老帅”从此爱上了钓鱼。有时谁钓上十几斤的大鱼，孩子们就提着桶、端着盆，挨家挨户地送鱼，警卫连、大食堂都会跟着“打牙祭”。


　　当时，贺龙伯伯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长辈之一，他旁边围的孩子最多。他常给大家讲有趣的故事，还专门为我们这些孩子请了游泳教练和乒乓球教练，游泳就成了我坚持数十年的运动项目。他带我们去看第26届世乒赛，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国际赛事，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爱国主义情怀充盈着每个人的心胸。


　　父亲是大家庭出身，兄弟姐妹7个，可能这是他从小就要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喜欢分享的根源。他和母亲做人的原则都是“雪中送炭”，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把手。父亲长期做干部工作，他老是讲，干部部要成为干部的家：谁家有矛盾要调解，谁家在京子女无人照料，都要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家的朋友特别多，哪怕“文革”期间，只要能帮别人，母亲仍然会像父亲在世时一样，热心助人。她去世时，花圈摆满院子，一直摆到大街上。


　　4 看得透彻


　　父辈关爱伴我成长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还说：“我看，女孩子学医挺好。”


　　父亲参加革命前，是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他一直认为，疾风暴雨式的战争年代结束后，踏踏实实地做专业技术工作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未来，国家建设也急需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他说过，共产党人生病，国民党人也生病，做一名好医生，谁都需要你。


　　迎奥运的日子里，北京曾经举办医务人员英语考试，我在千余人中以前20名的成绩入围。一位外籍教师追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纯正的英语发音。我无法告诉他，我受过“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就是我的父亲罗荣桓。


　　上初中时，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栏选项，让我们选择学习英文或是俄文。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恢复中学英语教学。因为我上过俄文补习班，所以想选俄文。父亲帮我郑重地填上“英文”。他说：“中苏两国交往很多，但知识领域里还是英文参考文献多，你将来会知道有用的。”后来在“文革”中，我仍然坚持学英文，所以时至今日，我的英语成绩还能“脱颖而出”。


　　现在回头看看，在我成长的路上，老一辈的关爱之情从来未间断过。事后证明，父亲这些老一辈的洞察力、判断力真是不得了。


　　1978年，我生过一场大病，当时对前途有些灰心，而父亲早已不在身边。多年把我唤作“干女儿”的聂荣臻伯伯把我带到北戴河海边，鼓励我养好身体，继续学习。出国后，我感觉一切新鲜，给聂伯伯写过很多信，他看了特别高兴，还把有些信转给当时主政的胡耀邦叔叔，和他一起“分享”。


　　1982年回国后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特别不顺，看到很多人离开部队、离开医院，我也动过转业的念头，打了转业报告放在抽屉里，但最终还是坚持留了下来。我想起父亲说过，人生有很多诱惑，但自己要有原则，必须先干出来才有人承认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


　　编辑部催我交稿，但我久久不愿结束这篇文章，因为我好像是在这里与父辈交流，诉说对他们无尽的思念。我想让他们知道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想向他们汇报我所走过的路。我想说，是他们用一言一行塑造了我，使我的人生变得多姿多彩；是他们让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坚持到底的决心。我与大家分享我感受到的父爱，希望也能潜移默化地将爱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