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那信中所说，“往返九千里”，是指他回到故乡，又返京去接家眷；逆旅，即旅店；簏，指竹篓、竹筐之类的东西。那时他来去匆匆，车船不定，实在是太忙，所以每写成一首，就扔到一个篓子里，到年终安定下来才加以整理。这个簏，就可以说是他的“诗簏”。

由此我想到，唐代有位大诗人李贺，他有“诗囊”之说。他是一位短命的天才诗人─他才活了二十七岁─从小就体弱。据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载：“恒从小豜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说大体如此。虽然钱仲联先生〈李贺年谱会笺》中以为这些说法并不十分精确，相关的人、地、事，都不得确证。这是史家的研究方法。

但是我以为这事的情理大体还可信。不管如何，一位诗人，日常间随手写下所感或所创佳句，回来再加以整理，这总是合理的。那个时代没有铅笔和硬皮小笔记本，只好临时写成一纸，投之囊中。那位母亲每天要检查孩子的这份“作业”，怕他做得太多，有伤身体，也是实情吧。

李贺（字长吉）的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而且后来就有一个“诗囊”的典故，一说诗囊，就是这事。从唐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以后，一千多年以来，这“诗囊”的典故就广泛流传于诗人、作家间，随时诉之于笔端。

为什么？因为合情合理，合实际。如果说李商隐写李贺，或有传奇之嫌，那么清代龚自珍的事例可是他自己在信中说的，当然完全是实情，也完全可信。这种随写随投入诗囊或诗簏，以后再加以整理的创作过程，也是合情合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