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杭州曾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体育大赛堪称一时之盛。这就是1929年11月在通江桥旧抚署的“全国武术擂台赛”及1930年4月于梅登高桥畔“大运动场”举行的“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先说说全国武术擂台赛。1928年初，国民政府命令改武术称“国术”，并在是年4月成立“中央国术馆”，要各省、县也建立各自的“国术馆”，以推动全民习武强身。杭州市经一年余的筹备后，于1929年7月也成立了浙江省国术馆。

    1929年初，为推动全国武术的开展，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武当剑侠李景林写信给全国各地武林门派的掌门与耆宿，表示想发起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国术表演大会，以提倡全国学武的风气。这个建议得到各地门派的热烈响应。经过多次磋商后，浙江省务委员会乃于1929年5月通过决定，于该年11月25日在杭州举行这一全国性的“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民间则通常俗称其为“全国武术擂台赛”)，由新成立的浙江省国术馆承办全部筹备事宜。这一决定一经宣布，全国各地武术界的人士就纷纷挑选高手应会。

    11月9日，杭州市中心的清华与清泰第一、第二旅馆大门前所搭的彩楼上，挂出了“国术游艺大会招待所”的丝绸大红横幅。次日，来自全国12省、4特别市的各路武林高手按时赶到杭州报到赴会。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奉化68岁的阮增辉，最小的为温州7岁的林标。原定表演代表为270人，实到345人；另有比武技击代表125人。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来此观看“擂台赛”的人流，也成群结队涌到杭城，市区各旅馆为之客满。

    赛场设在通江桥畔的原清代抚台衙署旧址，建造起一座高4尺，直、宽为56×60尺的水泥大擂台。会场门口扎了两座牌楼，上悬“提倡国术，发扬民气”八个大字。在擂台上方悬“欲全民均国术化”的一大横幅，两旁悬对联:

    一台聚国术英雄，虎跃龙骧，表演毕生功力，历来运动会中无此举；百世树富强基础，顽廉懦立，转移千载颓风，民众体育史上有余思。

    台正中悬有孙中山像，像两旁也有对联:

    五洲互竞，万国争雄，丁斯一发千钧，愿同胞见贤思齐，他日供邦家驱策；一夫善射，百人挟拾，当今万方多难，请诸君以身作则，此时且资民众观摩。

    此两副对联，被当日各界传颂，以为颇能点明“擂台赛”宗旨。

    大会会长由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担任，又请国民党要人钮永建、张群、程振钧任顾问。大会设执行部，下又分设评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主持赛事。评委会委员长由执行部主任李景林兼，副委员长孙禄堂、褚民谊，委员有刘崇峻、杨澄甫、杜心五、吴鉴泉、刘百川等26人；检察委员有高振东、佟忠义、田兆麟、褚桂亭、萧品三、汤鹏超、傅剑秋等37人。此二委中除少数为文秘人员外，均为全国各地武术门派响当当的宗师大侠。

    大会原定15日开幕，因雨延至16日上午开始。门票分两种:每天一次的售五角，可连看10次的“统票”每张售4元。按当时每斤上等精猪肉售价1角5分来推算，门票售价应属高昂。每日观赛者均有两万。

    整个擂台赛分两个阶段:16-20日，为表演阶段，由各门派上场表演本门武艺，互相观摩，不计名次；21-27日，为比赛阶段，各地高手成对放搏，拳脚上面见真功夫，取名次。

    表演各门派的武艺绝技，真似璀璨的繁星，有形意、八卦、太极、醉八仙、查拳、节拳、炮拳、公理、梅花、五形、七星、通臂、六合、戏阳、地盘、洪拳、猴拳、滑拳、劈挂、翻子、南北燕青、太乙、虎蹲、黑虎、白鹤、脱战、天江、鞭成、十字、巫家、咏春、蔡李佛、戳脚、飞心腿等等拳、掌、腿及龙形剑、三合刀等等器械表演，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浙江新昌选手章选青表演“缩山拳”，每跨出一步均在水泥台面上留一脚印，场上观众愕然，有顷才纷纷鼓掌；浙江瑞安选手谢忠祥表演“六步拳”，会上几无人识，后经辛亥老人黄元秀再三考证，始认出是明朝戚继光《纪效新书》中所记载的古老拳种，失传已近300年，这次大会上才重新发现与确认，与会武林界均以为是一“重大收获”。21日起转入比赛阶段。评委会再三向众豪杰阐明“以武会友，以技争长，不得故意伤人”的原则。又具体宣布了几项规则，如不准挖眼、扼喉、打太阳穴、撩阴等。还有不准故意逃遁、拖延时间等一些规定。

    激烈精彩的比赛，不时引起满场热烈掌声。各组选手拼搏猛烈，且一律不戴护具。激战至26日，剩下河北保定的选手王子庆、朱国禄、章殿卿与河北沧县的曹晏海，河北南皮县的胡凤山，安徽和县的马承智6人。决胜冠军在此6人中进行。最后，王子庆力挫群雄夺取冠军。朱、张、曹、胡、马分列2-6名。第7至9名都来自山东即墨，依次是韩庆堂、宛长胜、祝正森。第10名则是山东历城人，叫张孝才。从第11名开始又取20名为“优等”。冠军王子庆独得5000银元巨奖(约合黄金160余两)及银盾、书画等多件；从第2名至第10名，分别有1500元至200元奖金及其他物品。第11名至第30名则单赠龙泉宝剑一把或金壳表一只，无奖金。

    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于全国武术擂台赛开过之后的次年在杭州举办的。但是筹划这次运动会的活动也是在1929年。

    民国以来，已开过三届全运会。但这三届全运会的所有组织、裁判等工作，均由外国人担任，国内体育界对此早有意见。1929年4月，教育部公布《国民体育法》，决定是年下半年举办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各项组织工作均由国人担任。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为此著文《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教育意义》指出:“由中央政府发起、主持，这次第四届要算第一回。”中央政府又专门通电各省:“奉中央政治会议193次决议，聘任蒋中正为大会名誉会长，戴传贤为正会长，张人杰、何应钦为副会长，朱家骅为筹备主任……”因浙江省1929年要在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经力争把会址设在杭州，以期与博览会共办而相互增辉。只是首次由国人自己筹组大规模的全运会，各方面有相当难度，经商讨后把会期推迟半年，改在1930年4月举行。

    1929年9月，“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的牌子在马坡巷省自治专校门口挂出。杭州市体育界著名人士舒鸿与市党政军警各界要员，均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经费原定26万元，后又减为15.5万元，其中浙江省出10万，中央及部分省、市赞助5.5万。运动场址选定梅登高桥东边原清军大营盘基地。该场东西长380米、南北宽243米，面积约150亩。前后费银4.4万元，建成田径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各一，各场间以竹篱相隔，均建有木质看台，共可容纳观众万余。游泳比赛场地一时不及赶建，商定借用之江大学游泳池。

    1930年4月1日，民国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隆重开幕。与会者有14省、市及各地华侨代表队共22个，1707人(男1209、女498)，规模远超前三届。其中浙江派出125人“大团”，人数居全国各省第四。

    开幕典礼中，上空飞机翱翔并散发传单，地面军乐声阵阵。杭州市小学生集队齐唱欢迎歌，还表演了5000人的大型欢迎操。中央政府主席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代表邵元冲、中委吴稚晖、褚民谊、外长王正廷、财长宋子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海军次长陈绍宽、工商次长穆湘玬及大会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人杰、朱家骅等登主席台就座。其间，蒋介石先后两次下主席台走到会场正中，于摄影台上作了即席讲话。当天下午6时，老蒋偕夫人宋美龄在西湖蒋庄设茶点招待各地代表70余人；7时后，复在西湖畔举行欢迎会，运动员及工作人员2000余人到场，蒋氏再致欢迎词。

    国民党要人林森、何应钦、陈果夫、蔡元培、蒋梦麟、于右任等，开幕式后也先后到会。蔡元培致词略云:“运动有两种意义，一在人类身体健康，一是人类竞争状况。”他还鼓励运动员们胜不骄，败不馁，以“参与即为荣”给运动员们留下深刻印象。

    4月1日下午1时，运动会各比赛项目分别展开，一扫前三届全运会上那种洋人到处颐指气使，国人深感屈辱的情况。裁判等工作全由国人井然有序地进行。比赛至10日结束。第四届全运会开得热烈、圆满、周到，获得前后来观赛的13万余人的一致赞扬。

    可惜的是，浙江省与杭州市先在3月份举办了浙江省首届省运会，为本省选练“全四运”精兵，以期在全运会中占地利并抢得名次。岂知虽出“雄兵”125人，参加了男女田径、篮、排、足、网球及游泳等多项比赛，却未获一个名次，落了个“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