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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