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与其说“私塾”是为了“复古”，不如说是对现存教育体制问题的不满和想从古代民间教育中借鉴优秀成分。比如，“私塾”的主人夏先生说，“自己曾是工程师，后师从一些国学名家，于是对国学萌生了兴趣，开始思考中国的传统教育（指现存教育）模式”。再比如，送孩子上全日制“私塾”的一些家长“不愿孩子受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而这种“复古”教育又不是纯粹的“重回古代”，比如，“私塾”课程，除了四书五经的语文教材之外，还有《圣经》和《莎士比亚文集》的英语教材，等等。

提醒家长

教育的改革和进步，既要允许官方和学校在教育政策和教学实践中的探索，又要允许民间的尝试。而且，民间的尝试要比官方和学校的探索顺利。比如，尽管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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