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他乡，魂归故里

    “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做了一辈子西夏研究，但是始终没机会看到文献原件，只能从外国人公布的资料和研究论文里了解这批文献的情况。”史金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西夏学的权威，谈起自己与俄藏西夏文献的历史情缘，史教授感慨不已。

    1908年和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两次进入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打开了在城外的一座佛塔，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和文物，并把这批宝藏掠运到了圣彼得堡。文献主要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文物则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全世界西夏文献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就属这批黑水城资料。当时俄国学者编了一个8000多号的目录，但是并未公开全部文献。

    1986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中国社科院和苏联有关学术机构正好有一个西夏学的交流项目。于是，1987年1月，“在50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史金波来到了圣彼得堡。他回忆说：“当时在苏联一共3个星期，除了路上和在莫斯科转车的一个星期，其余两个星期10个工作日，我全在特藏部里看书。因为此前双方一直保持了不错的学术联系，所以俄方还是很热情的，只要我提出来要看的东西，一般都能满足。但是他们规定一条：不能抄全任何一个文献，不能照相。我拼命看、拼命抄，全力以赴，但毕竟抄不了多少东西。”亲眼看到了、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流失文献，“那种感觉，只能用百感交集来形容。”史金波说：“既有些失落，这些东西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属于他们了，心里不是滋味，又觉得一些满足，终于看到了，很不容易，很亲切。”

    从那时起，史金波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批文献全部影印在国内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这批西夏文献，史金波作为专家参与了此事，但后来因故出版计划告吹。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史金波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再次向俄方提出出版之事，俄方回函答应。此后经双方谈判，达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全部文献的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从1993年开始，史金波和本所同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摄影师四次赴俄，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的文献全部拍摄回来并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划出版30册，现已出版13册。史金波认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版意义重大，创造了流失古籍整体内容回归的一个范例。他说：“虽然原件没有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个词叫‘魂归故土’。这些资料我们是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保留，从此以后，各国学者都可以开展研究了。”

    多管齐下共同努力，流失古籍回归正当其时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著名学者郑振铎面对古籍流失时写下的慨叹。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国内有识之士极力敦促政府抢救和保护中华古籍，奈何国弱民穷，政局动荡，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郑振铎、张元济等学者以个人之力收购古籍，虽然在阻止珍本古籍流失方面贡献巨大，但毕竟独木难支。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政府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渐次回归。但专家们也指出，原件回归的难度极大。虽然中国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之一，但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按照这两个法律展开追索，恐怕难有成效。专家们认为，古籍回归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学术机构和民间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对于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的回归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政府收购、专项调查等方式促使古籍以各种形式回归祖国。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将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藏书整体从美国迎归。

    海外华人基于爱国之情也不断将获得的古籍捐赠给祖国。2008年10月，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行拍得战国时期竹简2100枚，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

    海外中国古籍的回归意义重大。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陈红彦说：“许多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典籍，其历史研究中想象和猜测的成分很大，而中国则完全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有大量典籍明确记载的。”海外古籍的回归将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