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80后、90后三代人，有分属于自己的语文记忆。

　　30年间，社会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一一映射于语文课本中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自清用细腻的笔触所勾勒出的老父伛偻的背影，成了很多人心底磨灭不了的印记。多少年过去，我们大多还会对语文教材中的某一段话、某一首诗记忆犹新。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常州北郊中学的张校长，最喜欢的是中学课文《项链》，读书时他认为那是“挖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可多年后，给80后、90后上课时，他却告诉学生要注重挖掘课文中“关乎人性的东西”——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诚实面对灾难也是种勇气。生于1970年代的北京八中的孙老师，读书时最喜欢的作家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刻在他心底的经典。不过，他的90后学生们则一致认为余秋雨的《道士塔》，最能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张校长、孙老师和他们的80后、90后学生，有着分属于不同年代的课本记忆，语文教材，也因此成了反映时代变迁的重要载体。

我的禁忌，与你无关

　　同样是那篇《项链》，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的杜晓波老师有着和张校长类似的记忆。杜老师回忆：“我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的是，要分析出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马蒂尔的虚荣。现在重读，却发现了马蒂尔是一种回归，她找到了她的位置，通过劳动获取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在杜老师看来，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二十几年前分析文章往往容易走阶级路线，跟政治联系得比较紧密。而现在，“更加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关注命运，关注个人的痛苦与幸福了。”

　　从做学生到做教师，杜晓波和语文教材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她说很羡慕自己的学生，“当年，我们只能在报刊上追着读的文章，很多都出现在了后来的教材中，比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过，和父辈们相比，70后已经算是幸运的一批人。“我们读书时，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因此像《项链》、《警察与赞美诗》、《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外国文学才有机会入选，它们拓宽了整整一代人的阅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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