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辅臣难做，为国祚计，逆鳞之举难免。古代谏官制度也不是摆设，谏官专挑皇帝错处，拾遗补缺，临是非舍命进谏，有时直说到皇帝恼怒发狠而不歇止，君臣事迹很多以此名世，虽是提着脑袋做事，公论终究以此为尚，觉着谏官原该如是，皇帝想杀谏官也得忌惮身后声名。史官类此，钱穆先生以为韩愈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道中中国史学传统精神，“政治上为奸为谀，掌大权，乘大势，得意一时，然史家乃诛之于后世。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官须有独立精神，则书史亦为谏言，只一谏之当时、一鉴之后世耳。

    孟心史先生讲明太祖纳谏“英爽不落俗套”，如周观政“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挡了事不说，还不依不饶，要皇帝面悔，太祖居然肯做。然太祖亦有拒谏而任性戮臣之事，如王朴“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君臣皆极刚烈，尤臣子不愿屈身苟活，命悬一线，一句活话不肯说。孟先生说：“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看上去很难理解，怎么愈“暴虐”越“忠烈”？要点则在帝有“好善之真意”。自然以今时眼光还是有人权保障免君王一意滥杀的好了。

    孟先生总说清季臣无气节风骨。读史需多棱来看，又如向来皆以晚明社会黑暗，马未都先生从收藏的万历青花小碗刻有“永享太平春”五字，说可见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有富足的一面。晚明坊间各类艺术繁荣是确实的。岂朝堂暗昧而致乡野得隙？原先某巨星“国人需要管”语出，舆论大哗；实则众生需“被管”几多方可得其所、安其生，是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