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秘密

    王映霞曾为戴笠秘密堕胎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说：“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上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秘密，说王映霞曾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无根据的。

    ■再披嫁衣

    钟贤道留下的深深的怀念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人，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震动了整个山城。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经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对婚姻、感情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晚年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她比作苏东坡的侍妾朝云，从来没和原配夫人离婚，王有这样的不满是可理解的。

    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是最旧的，给自己买的帽子也是几角钱的便宜货。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钟贤道病逝，享年72岁。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在自传中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台湾之旅

    拜访旧交陈立夫先生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将与郁达夫来往的书信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还撰写了《王映霞自传》《我与陆小曼》《我与鲁迅和许广平》《我与郁达夫》《我与丁玲》《岁月留痕》等回忆性文字。1990年，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访问了台湾。

    王映霞在台前后逗留了3个月，其间会见了多位亲朋故旧并专门拜访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旧交、陈立夫先生。陈立夫寓所位于台北士林区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坡上，当王映霞步人客厅时，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甩掉拐棍趋步上前，作个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

    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从此搬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