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形式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早期我刚进所时，《集刊》似乎是陈槃老先生负责的。槃老在通读每篇文稿之后批下数字“可刊”、“不可刊”或写“读后记”。有时“读后记”太长了，还成为单篇文章发表。槃老年纪很大之后较少到所上班，我有一位同事曾经担任编委会秘书，常常到他家记录他的批示。后来似乎也有同仁中某院士为了审查意见太过严苛，要求院士的文章免审，但是这个提议或者没有通过、或者通过之后只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是一律要审、一律公平。某任所长的文章就在他任内被退，我也曾撤过稿。

　　此外，编辑作业过程也非常严。现在编委会的工作人员真是“心细如发”，我不时碰到有人抱怨他们太过挑剔，但是也有人大感佩服。

　　读书报：历史上，《集刊》曾有一期刊用一个作者多篇文章，乃至由一个作者“包圆儿”，于是出现“陈寅恪专号”、“王叔珉专号”的情形，这在当今的期刊界是不可想象的。

　　王汎森：《集刊》早期确实有一期里面多篇陈寅恪先生文章的情形，我粗算了一下，陈先生在《集刊》发表过六十几篇文章。近几十年来在台湾的学术期刊变化很大，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二十世纪初叶几个重要汉学刊物上，都有“一人通包”的现象。我印象中伯希和刊于《通报》上的大、小文章恐怕有几百篇，高本汉在他自己办的《远东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有六十多篇，据他的学生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书中统计，共达三千五百多页。早期的刊物往往是专人负责，那个刊物“成也由我，败也由我”，个人色彩比较浓，有时候虽然不尽严谨，但通常比较能见精神。这种情形完全不可能再出现，而且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

　　近十几年来，台湾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报受美国学术刊物及学术指标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台湾也建立了两种指标，想要进入这两个指标的刊物，从编委会的组成、论文格式的统一、内外稿的比例……都规定得非常仔细。在这种规范下，恐怕连一期之内出现同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都是不允许的。

　　读书报：目前《集刊》接受稿件的范围是仅限于台湾，还是包括中国内地和国际学界？《集刊》今后和内地学界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

　　王汎森：《集刊》原来具有同仁刊物的性质，早期的作者以史语所同仁为主，近年来则是面向全世界，所以每年收到中国内地的稿件也相当多，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史语所出版的另外一份世界知名的汉学刊物AsiaMajor使用的语言是英文，所以国际上的学者往往投稿到这个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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