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传来父亲病故的消息。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鲁艺”哭声动地，使整个延安沉浸在哀痛之中。党和人民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毛主席亲笔为他题词——“向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那时候对于这一切我都还无法理解。我只知道，我从此，永远、永远失去了我的最最亲爱的爸爸！

祖国解放了，我也长大了。从音乐课上，团队活动里，从收音机里，从舞台上，从那一次又一次为父亲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我听熟了，背会了父亲创作的许多歌曲，我常常是流着热泪去聆听那部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我渐渐地懂得了，理解了，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民族的歌手，人民是这样热爱他、怀念他。

后来，我又读过了父亲的许多遗著，从他遗留的信件中，从他的战友、学生的回忆中，也从妈妈长年不断的思念的叙述中，我更多地懂得了父亲。他是个贫苦渔民的儿子，从小酷爱音乐，他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奋斗、求学，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等待他的是一条用鲜花和金钱铺成的大道。但他却义无返顾，不远万里，回到了自己贫苦的多难的祖国，满腔热血，投入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紧紧站立在劳苦大众之中，用他卓越的创作，去鼓舞人民战斗，周副主席赠给他的题词，说他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受党的派遣，他远离祖国和亲人到了苏联，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离别的愁苦，多种病痛的折磨，都不曾使他放下那支不知疲倦的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是一位有着坦荡的胸怀，赤诚的心地，深沉而炽烈感情的人。许多熟悉他的长辈都告诉我，父亲对学生是热忱的诲人不倦的师长，对同志是最诚恳、忠诚的朋友，对大众是最谦逊、尊敬的学生！而他对自己的亲人，对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的爱又是多么的执着和热烈啊！我从父亲遗留的信件中看到，他是那样惦念延安的一切，嘱咐妈妈要赡养我的奶奶——一位慈爱的孤苦的劳动妇女；父亲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都鼓励妈妈要多多学习马列主义，追求进步，为儿童创作。每一封信都格外思念他的小妮娜。他记得我要过1周岁生日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省吃俭用地从西安捎给我玩具和食品，他嘱咐妈妈要多给我喝开水，晒太阳，注意营养，要妈妈多让我接近音乐、美术和戏剧。他对女儿的爱是那样深切、细致。他在信中说：“听说妮娜长大一倍了，使我听了多么高兴，替我吻吻她吧！妈妈爱护她，小孩子是我们将来的主人……”爸爸在信中还说：“我不时想念你和妮娜，也有时感到少许寂寞。”但是“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您是一位多么慈爱、多么无私而又伟大的父亲啊！

在那十年动乱的岁月里，我父亲的作品也曾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篡改和压制，甚至连《黄河大合唱》也不许唱了。在广大革命群众愤怒的呼声里，在革命同志热忱的支持、帮助下，1975年9月，我的妈妈代表我向党中央揭露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请求在父亲逝世30周年的日子里，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举行纪念音乐会，并正式向党中央提出把父亲的骨灰移回祖国的希望。我们的请求，受到了党中央支持。1975年10月，聂耳、冼星海那战斗的歌声重又响彻了中国大地。敬爱的邓副总理，当时正面临横遭围剿的风雨之中，却还亲自指示要在适当的时候，争取移回留在苏联的冼星海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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