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忽然接到宋广波先生寄给我的一份快递邮件，内有信函说明他曾赴台访学停留两月之久，获得了胡适之先生在拙著《红楼梦新证》上面批注的手迹，十分珍惜可贵。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这真是我近年来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对宋先生这样的高情盛谊，不知以何言词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谢之情。

　　我读了这些批注手迹之后，思绪联翩，一时之间交集于胸怀，想说的话也都纷纷涌向笔舌之间。今年（2008年编者注）何年?正值岁在戊子。六十年前的那一个戊子，我在老北京东城的东厂胡同拜访了胡先生，并承他亲手借给我甲戌石头记的真本。在当年的暑假，四兄祜昌和我尽了两月之力录成了一部副本。同年秋天胡先生又把有正书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写本《四松堂集》借给了我(他托孙楷第先生转交)。于是我开始细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并写出了《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次年《燕京学报》刊出)。那个戊子年乃是胡先生作《红楼梦考证》之后将近三十年了。六十年以后的这个戊子，先是《红楼梦新证》又得影印行世，如今又获见宋先生传来的胡先生手批本，这个戊子纪年的干支对于红学史的发展阶段来说确实是一个纪里碑，而戊子年对我本人的感情记录来说，更是难以忘怀的重要一页。

　　《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秋出版以后，海内的反响，由友好人士的传达，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况如何，我是无从得知。就连有人写信给胡先生想挑拨先生的情绪，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说出了一篇赞我的奖饰之词，这也是2005年以后才辗转听到的，我哪里能够想像胡先生那么早就作出那些批语。而到如今，若无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闻，人家也难以相信吧!这么说来，我之感谢宋先生岂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长于我者27岁之多。新文化运动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则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我年方三岁。我是出身于村镇家庭的孩童，家无藏书，少年失学，遭逢乱世……不拘从哪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和胡先生对话论学的资格，后来在通信往还中也曾因为“白话文”的问题，我用不够客气的语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教的儒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介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如今宋先生给我的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新的教益和启示，例如，他对每一个细节微点都不肯放过，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使人凛然发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过去的见解，明白指出:“我错了。巡盐御史不是盐运使。适之”(381页)。还有一例: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对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喒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有所改变了。这个问题若细论起来，就不止是一本小说和原书、续书的这样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那是牵涉到中华传统文化、文学理论等根本问题的事情了。这篇短序并非讨论这种重大问题的场合，只能点到为止，若有机缘再当详论。然而，仍有一点还想说明，就是胡先生对原书、续书的巨大区别已然明确承认，我和他早年的争执似乎双方还没有相互理解，今日看来，或许那时我对适之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理解的太浮浅了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九十年中我有幸结识的大学者不止一人，而像胡先生这样的仁人君子、宽厚和平的人格，还是并不多见的。至于他的学术成就，文化地位，更非一般可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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