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鲁迅是这样回答的。

　　如今，评价洪承畴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见”，似乎自然并无不可；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难道能够超历史、超时代吗？难道能够“超然”于道德之是非、历史之功罪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满清作为来自北方的异族侵略者、征服者、屠杀者和统治者，是铁铸的事实。“五族共和”的提出，则是大清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的事了。

　　进而，要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似乎自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难道能够回避他作为“明王朝的重臣”，对旧朝、对故国、对父母之邦的背叛吗？难道能够因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不对过去他投降与效忠异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可耻的不光彩的汉奸行为，进行必要的严正的道德审判吗？

　　此外，该书序作者还有云：“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是啊，一部中国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实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红楼梦》里不是写过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不是也说过了，“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边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和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不知为什么，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圣武”面前，我却总是无法产生庄严正大的神圣之感与敬畏之感；而且，无论如何，也总是不能忘记，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畴所跟随的清军，在其入关及南下的浩浩荡荡的攻城略地过程中，那些罄竹难书的野蛮劫掠、血腥屠戮和杀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总是无法忘记，于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饰的凶残的文字狱之斑斑血迹……

　　我于是想，在褒扬洪承畴于明清易代之际“审时度势”，及对新朝起着“安邦定国”作用的“光明面”之时，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肯定一种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变节附敌、毫无特操、善于变化、无坚守、无信从的道德人格呢？这种无耻卑劣的人格，既违反做人的伦理，又有背于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应该彻底唾弃的。

　　当今的文人学士，早就匍匐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遥遥地奉上五体投地的赞美和尊崇了。近来又有清史专家说什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云云，这种话，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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