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郁达夫便坐车回学校了。平日里，如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他写信的人，很不少。这些人，大多贫困，只有一个文学的梦。对他们，郁达夫除去同情，给他们一点微薄的经济帮助外，还真没有更多的法子。联想到沈从文的生活前景，他真有无限的感慨需要抒发。当天晚上，在激愤之中，郁达夫写出了他的著名文字——《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对于为何要努力帮助文学青年，郁达夫这样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郁达夫的经济情况呢？“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讲这些给沈从文，当然并非怕他来借钱，而是以自己一个有留学生资格，又在大学教书身份的人的情况，来“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的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没有钱，没有靠山，却抱着美好希望的青年，郁达夫能告诫他什么呢？“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可是，沈从文这样的青年，能干点什么呢？想到这里，郁达夫有些激愤起来，他带着强烈情绪说:“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腐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这番话，显然是怀着对当时黑暗现实强烈不满情绪抒发出来的，所以有激愤，有讥刺，有调侃……但是，情感却是真实的。

    在郁达夫看去，这种情境下，退缩不失为一种相对靠得住的方式:“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如果这个主意对于沈从文不适合的话，郁达夫还有下策:“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至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

    在郁达夫看来，倘若这条路再不行的话，应该还有一条不是路的路:“第二，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公开状”的最后，郁达夫要告诉这位青年如何实习“做贼”。“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的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试一试看。”

    万一，这位青年“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件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郁达夫以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特别的手段，写出了对一个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这篇文章，以正写反，以平白寓讽刺，初读似乎难于领会，不得作者本心，再读下去，便可以被作者内心的激流带动。就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作者的流畅文笔，充沛的激情，仍然可以让我们怦然心动。

    四

    这封“公开状”在《晨报副刊》刊出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自然，郁达夫当时只与沈从文见过一面，他看到了沈从文生活的艰窘，可对他在湘西军中见过无数死亡和惊心动魄的场景，并因此磨练出能忍受大苦，能耐得无限艰辛的“韧”的精神，并不很了解。恰恰是这些际遇，使沈从文大大有别于其他的一般青年。所以，沈从文竟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虽然文章如此写，可是，郁达夫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还是给了他最切实的帮助。1925年，因投稿，经郁达夫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为沈从文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沈从文也是没有忘怀的。1936年，当出版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他在“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