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没有张艺谋的存在，究竟我们的文化状态会如何？当然，历史容不得假设，而且这种假设其实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个人当然重要，但历史自有它的命运。但这个设想还是让我感到震惊。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会感到寂寞；同时也会让我们的这二十年缺少了一个足以代表和象征我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处境的符号，我们会由此显得空洞。最直观的事情是，如果没有他，我们不会有今天的巩俐和章子怡。

    虽然我相信，他如果没有存在过，我们还会找到自己的象征的符号，没有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但张艺谋无疑是这一段的中国历史中难以缺少的人物，也是我们的生命历程的记忆中不可遗忘的人物。正是有了他在伴随着中国和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向前努力去实现梦想的路才显得如此的波澜壮阔，才显得有了一种宏大的、戏剧性的背景。无论如何，他找到了一种表达的方式来传达我们的“中国梦”的色彩。我们可能对他提出种种的批评和指责，我们可能看不惯他的表现的方式，我们也未必喜欢他，但我们发现，他的“在场”其实至关重要。

    历史在这二十年里选中了这个人，让他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中国崛起的大命运转化为一种“形式”。我们发现在这二十年里，这个曾经用卖血来换照相机的摄影爱好者，普通的工人，以他的坚韧和才华，在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想象力的不可替代的表征。他在以他的作品表现“中国梦”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这个“中国梦”的最好的表现。无论是奥运的开幕式，还是国庆的焰火晚会，还是在漓江、丽江或者西湖岸边的“印象”或是将要在鸟巢上演的新的《图兰朵》，这个人已经把自己的梦想变成了一个社群的梦想的结晶。他从电影开始的梦想的旅程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对于自己的想象的一部分。他的影像和场景中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对于中国的观照的关键的部分。他是一面反射我们的形象的镜子，由于他的转换，我们在镜中变得像我们的梦想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梦想。

    他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道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的痛苦，因此他和我们一样勤奋和努力，他和我们一样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懂得抓住它。在他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以《红高粱》获奖找到了自己的高度。这部既有“国民性”反思的特点，又有生命力的礼赞的作品当然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部本来是面对国内观众的作品，意外的变成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被国际认可的象征。也打开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和“艺术电影”的特殊的小众的观众群。九十年代以后，他的一系列以中国“民俗”和文化的压抑性为中心的电影持续获奖。坦率地说，我当年是他这些作品的一个坚定的批评者。我当时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某种“后殖民性“。今天看来这些批评仍然有自己的价值。但那时的张艺谋电影也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的岁月里将“中国”展现为一个渴望全球化，而自身落后的社会而让西方的观众得到了一个侧面的认知。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张艺谋作为中国象征的符号价值正是在中国发展的那个过渡时期确立的。

    进入新世纪，他以《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打开了一个新的“大众”市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张艺谋获得了巨大的电影以外的机会，从雅典的八分钟开始，他变成了我们时代书写中国的形象的第一人选。人们对那“八分钟”有种种议论，但发现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获得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的人群的认可。而他则是永远能够找到这个“最大公约数”的人。于是，我们有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张艺谋的能力一是他的看准目标就不放弃的坚强；二是他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的灵活。三是他寻找到足以让人震撼的视觉效果的能力。这些都让这个人在这样一个以视觉为中心的时代足以代表我们。以至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他我们会如何。虽然历史有自己的轨迹和规律，但个人可以做的还是很多很多。张艺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作者：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