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时而生。
中国青年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国青年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中国青年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中国青年报: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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