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良辰美景不长。很快，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如火如荼。妈妈的私营剧团——解放初期如火如荼的“言慧珠剧团”，很快陷入困境，濒临散伙。“公私合营”？凡“公”均好吗？妈妈习惯了市场经济、艺术规律的固有轨道，“公”能行吗？报纸上天天宣传“公”是康庄大道，“私”是独木小桥。过了一些时段，更多的私人剧团加入了国营的行列，连一些当时有名的演员都成了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1300元，1100元。这区区1000工资对火热火爆、月进万金的“言慧珠剧团”算得了什么？不单单是钱，更重要的是——妈妈进“公”后能像在自己的剧团那样，自己作主和自由发挥吗？妈妈一向视舞台为生命，进了“公”以后能经常有戏演吗？这是她深为怀疑和忧虑的。大势所趋，“言慧珠剧团”只得逐流。

　　逐流就能顺畅吗？东剧团不要她，西剧团不要她；一会儿混个“特约”，一会儿屈从小剧团。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妈妈赶到北京，想进大剧团——北京京剧团，但受半年多冷眼。一个在旧上海、旧北平红遍天的“平剧皇后”、“女梅兰芳”，竟被挤兑得像个见不得人的“小媳妇”。一个才艺双全之明星，落到此等地步，令妈妈不禁唉声叹气。更大的打击是，她辛辛苦苦、满腔热情从朝鲜移植过来的心血《春香传》，上座率高、观众欢迎，却被停演。为请求复演，她四处奔走，求领导接见，大风雪里她像《春香传》那样被“冷冻”了几个小时。就这样，妈妈消极了，团体垮了，身体也垮了。受屈，灰心，万念俱灭……一死了之！依然是兄长言少朋救了妹妹，我的大舅救了我妈妈两次命！妈妈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回到上海后，从北京传来话说，所有她在北京的遭遇一切不要外传，以考虑影响。妈妈在文章中说：“不外传，为了维护影响可以的。可是事情总是瞒不住的。”更令妈妈愤怒的是，“在一些传言中，说我是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引自妈妈的文章。）妈妈一气之下，打算从此不唱戏了，连唱戏的“行头”都卖了……妈妈二度自杀的消息传到梅宅，梅夫人福芝芳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把妈妈接到梅宅，加以精心护理，终使妈妈再次获得新生。这是妈妈的第二次自杀。两次自杀，均由哥哥言少朋回天。

　　第三次自杀，有丈夫在，但我的“好爸”俞振飞却又“聋”又“哑”……1966年9月10日之夜，好爸是真的“睡不醒”？还是“一夜失眠”？

“托孤”之夜

　　妈妈的自杀除了政治运动不可逆转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澜，对此好爸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1966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9月10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50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清卿，乖儿子，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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