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中，因写官场而闻名的有两位，都姓王，一位是王跃文，另一位是王晓方。王跃文的小说，如《国画》，很早以前就读过，最近又读了他的《苍黄》。王晓方的成名作《驻京办主任》已经出版了三部，很长时间一直挂在畅销榜上，影响很大，可惜我还没有读过。这次他的新作《公务员笔记》出版，有朋友建议我读一读，使我有了领略其风采的机会。

    写官场，离不开腐败；写腐败，离不开案子，在这一点上，王晓方的这部作品也未能免俗。他写东州官场，着墨较多的，是一个处室的几位公务员，而故事的核心，还是发生在东州官场的一起腐败案。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围绕这起案件来设置，所有的动作也围绕这起案件来展开，以至于在案件揭底之后，作者的叙事已成强弩之末，力道显得弱了许多。

    但这部小说也有它的独到之处。首先，作者在结构上下了很大功夫，他的目标恰恰是要打破时间对于故事的支配。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故事总是在时间的支配下按照一定的顺序展开的。王晓方的做法是把它拆散，再重新拼贴。他将时间做了切片处理，我们看到，这部小说其实是由两横一竖共53个小节组成的，每个小节都是一个横切面，都有一个叙事主体，或者是人，或者是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是，同一件事作者就获得了许多不同的叙事角度，尽管还是作者代言，但作者毕竟是退居二线了，在前台表演的，已经换成了小说中的某一位主人公，或与之相关的某一事物，比如办公椅、办公桌、文件柜、钢笔、订书器、订书钉之类。横竖之间的关系也大有讲究，横是平行的关系，竖则是纵向的关系，每个叙事段落都沿着情节流动的方向向前推进，其实还是徘徊于传统的叙事观念。

    这正是王晓方不彻底的地方。巴赫金曾经讨论过小说中的时间问题，他人为，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通过时间而产生的因果联系取代了早期叙事对于偶然和巧合的依赖。这有助于小说获得一个更加凝聚的结构。而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对于时间过程的强调，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小说比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更加注重人物性格在时间过程中的完善和发展。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传统之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王晓方在叙事中打破时间顺序的做法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叛，或者说他有意要像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那样将时间空间化或零散化，读过他的《公务员笔记》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也并不想将叙事向这个方面推进，他所做的，无非是以这样一种看上去比较新鲜的结构方式，给官场小说这种已经接近僵化的叙事注入一种活力。在这里，有两道坎儿作者是不大容易跨过去的，一个是要给彭国梁的走向深渊提供合理性，再一个，整个案子要有一个发生、发展，直到最终解决的过程，这两条，都离不开时间这个因素。


    不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的确给小说带来一些新的气象。小说不再是作者一个人全知全能的表达，他把话语言说的权力分配给每个人物，让他们直接面对读者。叙事主体也由第三者完成了向“我”的转变，这就使得小说不再只是讲述别人的故事，也是每个灵魂的自我袒露。这一点对于官场小说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以往的官场小说叙事中，我们几乎没有见过官场中人直接表达自己的心声。不论他是贪官，还是清官，是帮凶，还是主犯，是热衷于权力的人，还是冷静的旁观者，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读者认识他们的依据。即使他们说的是假话，也只是帮助读者认识到他们的虚伪。何况，他们的自言自语，他们在夜深人静时的内心独白，已经将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表露无遗，而他们从自身出发，对官场、政治、权力、人性的思考，也因提供了多种角度，而显得千姿百态。小说中还有出奇制胜的一点，即作者模拟“物”的发言，在这里，物被拟人化了，它们像被注入了生命一样，也能观察，也有思想。在整个故事几乎没有旁观者的情况下，作者制造了这些旁观者，它们相对“客观”的地位，使得它们的言说可以游离或超越故事本身，也使得小说拥有了一个可以从外部观察整个事件的角度和开放的视野。

    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官场小说因此有了一种新的面相。它不再仅仅为了满足读者的窥视欲和好奇心，简单地讲一个走向深渊的故事，或者对腐败的贪官做一番愤怒的道德谴责，而是启发、引导读者对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官本位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借小说中一个叫黄小光的记者之口，说了一段名言：“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被当作遗产继承了下来。”在今天这个反腐与腐败的较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代，这番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有一点需要指出的，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包括虚拟的各种“物”，每一个都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旁征博引，出口成章，使得这本小说成了我所见过的引证名著、名言最多的一部小说。所谓过犹不及，这种用力过猛的情况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作者：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