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赞斯坦：文明不是一种先决条件，而是由人类实践所开创的进程。那些自诩文明的人都曾有过蒙沌未开的过去，且无法确保不致落入退化堕落的未来。这些实践活动日积月累，形成了诸如“美国化”或“中国化”的文明进程。它们不断地塑造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行为上及符号上的疆域。在当今世界上，这些实践进程交汇成一种全球范围的现代性文明。

　　在人类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跨文明的交往及文明间的碰撞。文明无论就其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而言，都带有论争和异议的烙印。文明的论争产生不同的进程和结果。结果之一，是文化帝国主义，它将一种文明的规范与实践单方面强加给其他本土文化，必欲将后者的规范与实践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之二，是本土行为者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产品及实践的皮毛而非精髓；结果之三，是一个吸收融合的世界：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其规范与实践则因此而发生变化。这种结果最典型地体现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中。

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人类困境

　　纳瑟：关于启蒙思潮，我们都有所评判。但我们都是哲学家，现代的哲学里已经不时兴讲“真理”了。但在传统哲学里，“真理”是最高的价值。问题是，启蒙思潮里对于人与自然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假定是否正确？这是终极问题。

　　人类社会能否在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上存活？这引出了关于自然的问题。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创立了一座将世界领入现代科学的学院，他认为科学带来力量。物理实验完全是关于如何控制自然，这些实验被用来挖掘自然的秘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不是用来干“有用”之事，而是始于“无用”之时。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不是用来控制自然的，而是用来了解自然的，这和中国的思想很相近。控制和支配的观念，从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有了。现代科学被认为可以用来赚钱和增加军事实力，如果没有用来研制新产品和武器的资金支持，所有的科学院校将关闭，包括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代科学永远无法对付自然的精神层面，有些自然层面是学术书无法解释的。

　　从17—20世纪，自然只是被人当做物质资源加以利用，而不是精神层面的恩赐。这个观念，加上人类的贪婪，启蒙思潮无法改变人类的贪婪本性。因此，人本善，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错的。当有了这种科学的力量，加上贪婪，人类还未到灭绝的地步。我个人在物理、哲学、宗教、东方哲学的兴趣，使我在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就意识到，会有一场大危机爆发。我写了一本叫《人与自然》的书，这是第一本预言环境危机的书，此书出版于1966年。1971年，我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朋友创立了“地球日”，以提醒人们要珍惜、欣赏自然。

　　环境危机不止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工程问题，而是一个更深远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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