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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