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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