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30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庆龄一直以为她所要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真品，价值昂贵。结果，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结果才值2000多元。当我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她颇为失望。杜述周(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由京赴沪，组织上让他顺便给宋庆龄带去那1万元现金的生活补助费。杜述周到上海后，通过李燕娥(因宋庆龄在寓所早有规定:除了保姆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她的房间)把钱送给宋庆龄，并给宋庆龄附上了便条:“首长:我给您带来现金1万元，请您收用，以作每月开支不足的困难补贴。请千万收下，这次不能再退还了。”

    宋庆龄回函给杜述周说:“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宋庆龄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过的1万元现金。后来，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北京方面的钱归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钱归上海管理的原则，这一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第二笔:国家财政补贴给宋庆龄5万元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1979年2月，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宋庆龄还让我去刻一枚名为“林泰”(宋庆龄经常使用的一个别名)的印章。遵照宋庆龄的指示，这枚印章也由我保管着。

    随后，我把这笔5万元的拨款单交代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科以“林泰”的名义存进市委机关附近的银行。每次宋庆龄要用钱，总是派人带着她的亲笔信到上海来，由于平时我的工作比较忙，来人一般都是先找到沈粹缜(邹韬奋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由沈粹缜打电话告诉我，我将钱准备好，约好时间，我送到沈粹缜家里再给来人。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也是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