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荀子在名学、心理学乃至辞赋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涉猎虽广，其理论的核心问题却如上述。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荀子的学术思想如何形成，尤其是他对于儒法两家如何取舍。当前地方学、区域史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就先秦三晋地区的学术思想也形成相当多的学术成果。自蒙文通先生提出“晋学”的概念后，最近二十年来关于晋学的探讨日渐深入，就其主体特征、主要内容、学科边界以及研究方法，形成的认识日渐清晰。如果说晋学在先秦时期是以三晋地区为主要地缘，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特征，兼及儒家、名家、兵家等各派学说，那么荀子的思想在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学术传授链条上有怎样的师承关系，就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问题。或者说，自子夏西河设教传播儒学、李悝创制《法经》首开战国法家先河之后，三晋地区已形成采择儒法务实进取的传统。比较《史记·商君列传》与《赵世家》中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改革双方的相关辩论，可以看出法家思想的流传轨迹，而略加留意，又可以看出无论是商君还是武灵王，对儒家的思想以及相关礼仪制度也并不排斥。兼容并包的背后，正是一种强烈的实践理性，如何解释并改造当下的世界乃是关注核心，至于是借助礼乐制度还是推崇君主权威都不过是工具手段而已。由此出发，反观荀子的思想形成及主要特征，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无论是晋学，还是徽学、楚学、齐学，作为“学”，都具有一些相近的特点，如具备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等等。将荀子置于晋学整体研究之中，也可如是考量。《荀子》32篇，洋洋十余万言，而且自成体系，在文献缺乏的先秦时期已属难得，而荀子其人虽然直接记载无多，但书中提到的同时期学者却是数量不少，内容丰富。如果采信《史记》本传的记载，可以看到荀子的主要学术活动地域有四:五十岁之前在赵国，后来则辗转于秦、赵、楚三国。据此可以断言，荀子的主要学术思想形成于三晋，丰富于列国。依据艾尔曼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结合《荀子》及诸子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勾勒出三晋地区学术共同体的组成及特点，并从而归纳出这一地域的整体特征。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先秦时期，即便在秦汉之后的晋学研究中也十分必要。而这也正是地方学、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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